第九章 一道工作 我当面从没叫过他的外号。但我肯定他听说过,很可能还暗自高兴呢!那个绰 号等于承认了他的力量与影响,而且其中不无善意的调侃,那个外号也可以说明, 他会扫清阻碍他为得克萨斯做他以为正确事情的那些人。我经常跟下属说,给“恶 煞”打个电话,看看“恶煞”是怎么想的。 “你好,我叫布洛克。”一个身体不很结实的人对我说,招呼我走进他的客厅, 他的家在奥斯汀西面。“你好,先生,我是乔治。W.布什。”我回答说,心想初次 见面就没有好兆头,但后来证明,我一生中最不同寻常的友谊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布洛克一绰号“恶煞”一全名叫鲍伯。布洛克,民主党副州长。在一般人眼里, 布洛克是得克萨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我们州的副州长都是独立选出来的。布洛克 是上个时代留下的最后一位巨人,那时得克萨斯的政治家和个人声望好像比真实生 活中的还要大。没有什么形容词能准确地描述他,他这个人情感丰富,缺点外露。 他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近乎愚蠢,往往滑稽可笑,总是精明过人,他这个人变化不 定,用他的话说像火山一样,不拘小节,不过柔软的心肠又让人感到惊讶。 他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不知什么时候他能把下属都解雇了,而且有不少人还被 他解雇几次。他们把这事还当成荣誉。你得先气得布洛克把你解雇一次,然后才能 知道做“布洛克人”的真正含义,他的下属骄傲地这么称呼自己。给他工作可不容 易——不,是不可能的。他要求雇员带BP机,这样他半夜也可以找到他们。他的雇 员早上6 点或6 点半之后一到办公室,他就已经在那了,这就是说大家都晚了。他 能把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报告撕得粉碎,他总是对下属说:“这是给得克萨斯州干的, 你还能做好点。” 自从1956年,布洛克一直是州政府的一个标志,他两次出任得克萨斯众议院议 员,做过总检察长助理,州长的任命秘书,州秘书,后来又被选出来做了16年的得 克萨斯审计专员。他手里握着钱,因此一大半的政府也在他的掌握之中。作为审计 专员,他制定财政预算,决定立法委员能花多少钱。他控制预算的时机,选择他认 为合适的时间追加财政预算,凡是额外添钱的时候,都是有利于他的关键时刻。他 彻底变革了审计署,把审计署带人计算机技术时代。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都是其他行 署争相抢夺的人才。从鲍伯。布洛克公共服务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个个工作努力, 知识丰富,顽强果敢,布洛克在州政府有一张忠诚的关系网。 布洛克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作为副州长,他是得克萨斯参议院的领袖,我1994 年当选的时候,民主党在参议院还占多数,布洛克和我既不是一党的,也不是一代 的,他对政治驾轻就熟,称得上大师,不会把我这样的新手放在眼里。 不过我知道一旦当上得克萨斯州州长,不管怎样我也要和他和谐相处。1994年 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我登门造访,这算是第一步。我想我会赢得竞选,希望通 过给他讲我的施政方针,能给他留下印象,让他以为我的拜访是大胆的举动。我们 用几个小时谈各自对得克萨斯的爱,我们还谈了政策,但没有谈政治。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听,他在谈。和布洛克谈话往往是听独白。不过我离开的时 候,对我们能一道工作满怀信心。我当选后继续和他接触。我给布洛克副州长和得 克萨斯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彼德。兰纳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尊敬他们,愿意为得 克萨斯的繁荣和他们一道工作,我知道大家一道工作都能获得成功。我当选后一两 天和约。阿尔鲍夫在世纪旅馆会见了兰纳议长。兰纳议长来自西得克萨斯,我以为 他看到一个老乡当选州长会感到骄傲的,他给我发了一份重要的电报,表示为了我 们的州,愿意一道工作:“州长,我们不会让你失败的。”他说。 彼德。兰纳是种棉花的出身。他是大地之子。这里的含义怎么说也不过分。他 了解风暴、虫灾、恶运和坏天气,他为一生中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付出了艰辛的努 力。他是立法这块土地上稳健、沉着的农夫。他清楚良好的立法就像弄好庄稼一样, 需要劳作与时间,在播种和丰收之间还需要阳光、锄草、浇灌。兰纳给得克萨斯众 议院带来了民粹主义的火种。我们在重要问题上意见不一,其中包括选择学校、住 房平均权和其他一些深刻的变革,但是我们尊重各自的不同意见,成了朋友。 兰纳是强有力的领导,他领导的乡间保守民主党自重建时期起,一直主宰得克 萨斯的政治,不过这种局面已成昨日黄花。得克萨斯众议院里民主党仍然占微弱多 数,但形势正发生变化。保守的民主党人正被共和党人所取代,民主党占多数的选 区如今大多分部在城市里、小镇上、少数民族聚居地,代表着或是温和的或是自由 的主张。共和党党员人数激增,从1978年的150 人中的19人增加到今天的72人。兰 纳看出发生的变化,便与核心委员会的主席们共享权利,把许多权利和责任转交给 他们,这些委员会的主席多数是民主党人,但也有一些共和党人。有些人认为他下 放的权利还不够,而与他分享权利的人则认为他做得恰到好处。兰纳周围的人对他 非常忠诚,喜欢他,也尊敬他。 兰纳和鲍伯来交接办公室看我,当时我正在组建政府,这也是最初许多例行聚 会中的第一次。我们同意每周立法会议期间在一起吃早饭,第一个星期三上午我邀 请他们来州长府邸。布洛克抱怨说早餐太健康了,油脂太少,所以后来我们就换地 方吃早饭,从州府西侧的议长公寓换到东侧的布洛克办公室。我们的早餐通常有饼 干、肉汁和鸡蛋,我最爱吃的还是烤饼。大家有时消化不良,但并不总是食物的问 题。我们都很固执,有时候分歧很大。不过我们还是坚持见面,坚持讨论。我们都 不想让对方失去信心,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渐渐我们开始互相信任,建立了友谊。 布洛克和兰纳要应付各种挑战。政府立法部门的领导要把不同的个人、不同的 事业,带到同一个方向。有人曾经把他们的工作比作放猫,也就是尽力引导那些各 自为政的动物,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四处乱走。最终的目标是,在立法会结束的时 候,能拿出完善的立法,避免党派之间那种不必要的争斗。当然了,吵吵嚷嚷是免 不了的,但还不至于流血。得克萨斯立法委员会每两年开会的时间仅有140 天。我 开玩笑说,有些得克萨斯人倒希望立法会每140 年开两天。我们在得克萨斯喜欢这 样说:“如果政府不开会,你就不会受伤害。”立法会期短,这就需要纪律与中心。 这也需要立法委员必须将党派之见拒之门外,不然什么也做不成。 凡是立法机构参、众两议院之间明争暗斗,关系自然紧张。众议院相信只有在 他们那才能有真正的辩论,他们才能为立法提供完整的真相,因为与参议院相比, 他们有150 名成员,各委员会的主席也比参议院多。众议院的辩论也比参议院激烈, 众议员在麦克风前排成队等着发表意见。在参议院每个委员都有自己的麦克风。参 议院相信他们更像国家的政治家,他们的委员目光应该更宽阔。参议院代表的人民 比众议院多5 倍,预算、员工都比众议院多,有些众议员说他们的个人意识也比我 们多。兰纳喜欢提醒那些最初在众议院工作过的参议员,说他们是“拆房子的”。 兰纳是搞边缘政策的行家,人们不知道兰纳除了种庄稼之外还做二手车生意。 他知道怎么讨价还价。参议院通过许多议案,众议院按兵不动,等待时机。这样权 利重心就移到了众议院。众议院可以在立法中揉进自己的东西,或者等待最后可能 出现的那一刻。随着压力不断增大,参议员可能被迫接受众议院的意见,或者就要 面对整个立法毁于一旦的后果。 在我们的许多会上,布洛克总是催兰纳加快步伐。布洛克是发牌的人,他只管 打自己的牌,兰纳把牌紧紧攥在手里,布洛克总想口授一个办法,兰纳却是以小取 胜。会议桌上两位民主党人大相径庭,再加上新当选的共和党州长,他们都在立法 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最初见面也是磕磕碰碰。布洛克先发制人,我也不停地反攻。 我们都在试探对方,想弄出个究竟来。布洛克总是把你赶到边上。布洛克会说出一 个新见解,让你措手不及,突然之间给你一拳,他总是不停地说话,然后陡然间又 结束了会议。兰纳更沉着冷静,也更不容易看透。你从他的表面上很难看出他的感 情变化。会议有时很紧张,总是引人人胜,而且经常充满了欢笑。兰纳讲的故事在 什么场合都能讲,布洛克也讲故事,不过太粗,那些故事你在高雅的场合永远也不 能重复。 我努力学习,了解立法过程,设法结识每一位立法委员。我知道如果要与委员 们建立坚固的关系,我就得先与他们的领导之间建立更坚固的关系。我有时不打招 呼就去他们的办公室,突然出现在接待员和年青的立法助理面前。我邀请他们吃早 饭、午饭或者晚饭。凡是跟立法委员说想找我谈话的人,我都愿意接见,从不将人 拒之门外。我与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的成员见面,和两党的委员会主席一起度过 了许多时光。民主党党员、参议院委员会主席雨果。伯朗格后来跟我说,他和我呆 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民主党州长都要多。 我在一旁观察、倾听、学习。我们竞选公职都是出于某种原因,我想听一听对 每个委员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他或她希望在立法会上完成什么工作。我相信通过耐 心、尊重、倾听别人的意见,我们能发现共同之处。 我的下属开玩笑说,你能知道立法委员会是怎么看州长的,因为在州长宣誓就 职之前,立法委员会就开会了。因为我是靠提倡改革获胜的,我觉得在立法过程中 先已有了良好的开端,毕竟公众选我是因为他们赞成我的计划。我利用到各处讲演 的机会强调这一点。我的竞选主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改革。教育、福利、 重新修订青少年犯罪法,制定严格的法律,新闻媒体觉得我一门心思关注这四个问 题,缺少新意。他们正等我提出第五个问题。现在就告诉大家,我在做州情报告时 开玩笑说:第五点,解决前四个问题。布洛克喜欢这句话。 有时也会碰到戏剧性的场面。立法会中不同的意见势均力敌。立法会开始不久, 布洛克决定亲自抓住牛角,通过改革议案,或者永远别提改革的事。我在竞选中提 出过“一揽子”改革计划,旨在限制无休无止的官司,中止过分的惩罚性赔偿,结 束“择地诉讼”,不让律师想找哪家法院就找哪家法院,以为那样他们会碰上好说 话的法官或者陪审团。我先把辩护律师的问题解决了。他们把数百万美元给了我的 对手,不过人民同意我的主张,“中止那些无尽无休的官司,不让这些官司阻塞法 庭,威胁小生意人或小企业家”。辩护律师在选举中失败了,但他们在立法会里还 没有失败,至少眼下还没有。我知道不较量一番他们是不会认输的。他们对立法程 序了如指掌,我担心我的提议在立法过程中会被当成靶子,托下去或是被扼杀,所 以我宣布改革方案是立法会的头等大事,强调问题的重要性,保证我的提议在立法 过程中畅通无阻。 “我希望有关的人都来。”我告诉布洛克。他先前告诉我,他要召开一次工作 会议,讨论立法细节。“州长想请大家来谈谈,他要来这里。”布洛克先前对大家 说,并把我的政策主任万斯。麦克马罕介绍给参、众两院议员,原告律师和辩护律 师组成的小组。布洛克把大家召集起来,也只有布洛克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命令大 家讨论问题,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到。(几年之后,我为布洛克致悼词,我开玩笑说, 我庆幸自己不是圣。彼得,“布洛克把圣。彼得锁在屋子里,直到他对圣。彼得为 永恒计划制定的细节感到满意,才把他放出来。”我说完,从布洛克最要好的朋友 那里传来了会意的笑声。) 惩罚性赔偿是改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惩罚性赔偿与被害人的 实际损失没有关系。这条法律是要惩罚玩忽职守或者行为恶劣的被告人。但在实际 中这条法律并不是这么应用的,结果有人用这条法律威胁小业主,迫使越来越多的 案件在法庭外面私下解决,数以千万美元计的惩罚性赔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而争 议中的实际损失要比赔偿小多了。1992年,有个雇主关闭了他在沃斯堡的工厂,从 得克萨斯带走600 多个工作机会。他说之所以走,都是由于得克萨斯的责任法, “还有得克萨斯陪审团漫无边际的高额赔偿”。立法委员会在赔偿金额上陷人僵局, 我认为这个数太大了。他们说惩罚性赔偿的上线不能低于实际损失的2 倍加100 万 美元,他们死也不会再让步了。 万斯。麦克马罕来见我,警告说谈判很紧张,如果我们不同意,布洛克可能会 撒手不管了。这是立法委员会给我的第一个考验,我竞选中竖起的四根柱石受到严 峻的考验。我告诉万斯:“100 万太高了,我不同意。”万斯也同意我的意见,出 于对公共政策的考虑,这个数还应该再低点。“在这件事上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 万斯警告说。“你去跟他们解释,说我们愿意和他们一道工作,不过100 万我不能 接受。”我这么回答。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共和党参议员大卫。西伯雷正和我在州 长官邸一起吃晚饭,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召呼他去接电话。 是布洛克打来的。“请你告诉你的州长朋友,他太固执了,完全从自己着想。这么 做对得克萨斯没好处。”布洛克在电话里对西伯雷说,后者又把话转达给我。西伯 雷问我是什么问题,然后建议最高限额750 000 美元。我说这个数还能接受,西伯 雷又给布洛克打电话,后者同意了。西伯雷又让布洛克和我通电话,敲定这个数, 最后布洛克说:“你是最伟大的州长。”后来有几位支持我改革的人不停地劝我再 往下降低数额,但我已经答应了。布洛克很快就发现我有能力解决问题,而且不怕 压力,尽管压力来自对我当选出过力的人。布洛克和我都答应了,我不会食言。布 洛克后来告诉别人,我最初赢得他的尊敬正是从这些交往开始的。 那一刻也向我表明我可以成为强大的州长。副州长与州长,或者议长与州长, 或者再往好处说,这三者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这种结合就不易被人动摇。 不过我们的决策是不同的。议长和副州长需要讨价还价,争取选票。立法过程 就是给予与索取,同意与不同意。他们的工作是要弄明白,怎样塑造立法才能把各 个部分结合到一起,争取足够的票数通过立法。 我的工作不同。州长是首席执行官。我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制定议程,阐明理想, 提供领导。但是在得克萨斯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往往州长的提议,立法委员置之不 理,每次立法会州长都要送去预算草案。预算草案往往先是碰到哈欠,即而例行公 事地审查一遍,最后被束之高阁。 得克萨斯州长办公室经常被人贴上“软弱”的标签,但我不同意这么说。根据 宪法,州长办公室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的武器库里也有不少武器。州长可以签 署或者否决每一项立法。州长可以任命数以千计的公民,管理州行署、理事会和委 员会。只有州长可以召开特别会议并制定会议议程。大多数业余的立法委员都有自 己的工作,不喜欢召开特别会议。随着立法会议接近尾声,有人担心召开特别会议, 于是召开特别会议成了越来越强大的谈判工具。州长拥有传播信息的力量,他可以 和公众交流,阐述自己的想法、意见、议程。州长可以为全州和立法过程定下基调。 一个强者可以带来巨大的差别。 我要定下的一个调子:组织建设性的政府。我身边有副州长和州长的帮助,而 他们又义不容辞地替得克萨斯着想,在得克萨斯立法委开创两党合作的历史。我努 力工作去培养这种合作精神。当我签署改革法律的时候,我邀请议长、副州长、所 有支持立法的人,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和我一道工作。我愿意分享荣誉,赞 扬他们的艰苦工作。没有他们,一切都不能发生。我清楚,而且也希望人民清楚。 我邀请所有立法委员来州长官邸吃野餐,祝贺我当选州长的第一个100 天。我知道 新闻界会把这一天看成重要的标志,我愿意和那些与我一道改变得克萨斯的人共同 庆祝这一天。 法律改革结束后,教育成为大多数立法会的主要议题。我竞选时曾主张恢复地 方对学校的管理,减少州教育行署的管理权,树立高标准,建立责任制,把竞争和 择校引人教育体系。我单独成立了临时立法委员会,由我的朋友和伙伴共和党参议 员彼尔。莱特利夫领导,重新修改州教育法。迈克。摩西在委员会任职,他后来被 任命为州教育专员,但当时还是洛伯克学校的督学,众议员保罗。塞德勒也在委员 会工作,他是从东得克萨斯来的民主党人,他将在众议院里支持教育改革。 很难想象有两个立法委员像比尔。莱特利夫和保罗。塞德勒那么不同的。他们 两个人都来自东得克萨斯,两个人都聪明能干,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仅此而已。比 尔。莱特利夫在得克萨斯参议院德高望重,为人沉着直率,是位不喜欢张扬的南方 绅士,他被同事亲切地称做欧彼一万。肯诺比,就是“星球大战”里足智多谋的顾 问。保罗。塞德勒是位辩护律师,原则性强,不受别人摆布,为人固执,出了名的 我行我素。 他们在委员会开会、听证,用去了几千个小时,我定期与塞德勒和莱特利夫见 面。我不时邀请保罗到州长府邸。我们一谈几个小时。我们的政治哲学不同,但都 对公办的学校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优秀人才。最后的结 果是《莱特利夫一塞德勒议案》,这是得克萨斯州近50年第一部完整的教育法典。 这是一项浩大而又杰出的工程,我在赞扬立法委员时说:“新教育法既有力量,又 不缺少灵活。教育法有力量是因为它确定了明确的教育目标,并且把完成目标的任 务交给学区,它灵活是因为它能让当地同胞按照自己的路线取得优异成绩。我想说, 这部教育法为家长、教师和教育企业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那些对教育现状不满的 人可以建立学校,到不同的学校上学,或者在改革的最后阶段,通过选举建立自己 的学区,宣布在州政府以外独立办教育。” 这次立法会开得既成功又有收获,为得克萨斯的根本改革做出了贡献。会议结 束的那个上午,《达拉斯早间新闻》的一个讨厌的标题把我给弄醒了。这个标题让 人怒不可遏:《州长把立法会看成个人的胜利》。 这是什么话,整个会议期间我努力工作,不是为自己沽名钓誉,而是和大家分 享。那天早上7 点半之前我给交流主任打电话,就在当天给编辑写了一封回信: “您的标题和头版文章试图把1995年立法会议的成功归功于我,话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反复说过,这次立法会的成功不是个人的功劳。会议所以成功,原因是民主党也 好,共和党也好,大城市的代表也好,乡村小社区的代表也好,尽管他们代表着不 同的地区,却能本着两党合作的精神,同心同德,一道工作。 我们在保守哲学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价值,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的成功还有 赖两位杰出的领袖,布洛克副州长和兰纳议长,也有赖于得克萨斯参议院的31名议 员和得克萨斯众议院的151 名议员。得克萨斯人民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更好的学校、 更严厉的青少年犯罪法,他们需要改革福利计划,需要更多公平的法律。同心同德 就有所收获,得克萨斯人民可以为我们感到自豪了。“ 立法会结束后我在各委员所在区举行了一系列议案签字仪式。我到众议院拨款 委员会主席的家乡桑安基洛签署了州预算。我到共和党委员会主席托彼。古德曼和 克里斯。哈利斯的家乡达拉斯一沃斯堡签署了青少年犯罪法。我要通过这种方式与 他们分享荣誉,让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在他们的朋友、支持者和当地媒体面前受到 表扬与关注。我请保罗。塞德勒允许我到韩德森签署教育法案,韩德森是他的家乡, 而且位于参议员莱特利夫东得克萨斯选区。签字仪式选在一所初中的大礼堂举行。 学校已经放暑假,但是拉拉队盛装打扮赶到现场,家长带来了他们的孩子,小城里 成百的人出来参加仪式。他们在台上装饰了红、白。蓝三色彩旗,校长把教育专员 介绍给大家,教育专员又把我介绍给大家,就这样—一做了介绍。轮到保罗。塞德 勒身旁的人说话的时候,保罗四岁的儿子萨姆正拉着爸爸的手站在台上,他急得把 爸爸拽到自己的身前问:“轮到我说什么?” 我在会上感谢保罗、彼尔和所有的立法委员。我欢呼会议的成功。那一天我站 在人群里告诉保罗和彼尔为下一次做准备。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任务。我们已经 改变了我们管理学校的方式。下一次立法会我们需要确立为学校拨款的方式。 那年秋天,我到比德。兰纳所在的选区看他。得克萨斯的小城来个州长可不是 一件小事,我想当着比德的朋友们和他的支持者亲自拜访他。我们一起到学校吃了 一顿烤饼晚餐,然后又观看了周五晚上高中橄榄球赛。我后来开玩笑说,州长和议 长同场看球,这可能不是头一次,但是州长和议长观看西得克萨斯遥远的两个小社 区黑尔中心与墨顿中心打比赛,这可能是谁一的一次。 也是那年秋天,我们制定了读书计划,并且为下一次会议做准备。我有一个想 法,宏伟大胆的想法。 我担心提高地方教育财产税将威胁得克萨斯和人们拥有一个家的美国梦。我看 到年长的公民交完分期付款后又要挣扎着付财产税,而财产税比他们原来付的分期 付款还要高。我看到年青人因提高财产税而无力买房,政府没有合理地为教育承担 应该承担的支出,这是问题的部分原因。我当选时政府为学校支付的费用降到44%, 是历史的最低点,人学人数又不断增加,这就迫使地方增收财产税,抵消不断增长 的费用。 州里对商业收税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有些买卖赋税高,而另一些买卖一分钱也 不用,而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结构不同。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改革整个税收体制, 减少对财产税的依赖,把州商业税收变得更简单、更公开、更公平。大家都说我的 想法过于大胆了。克利夫。约翰逊过去是州众议员,处事格外谨慎小心,第一次立 法会议期间,在我的属下工作,他警告我说:“与税收周旋,弄不好引火烧身。事 情都很顺利,你再改革税收,太冒险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刚树立起威信,不该冒险。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 政治资本需要花销,不然它会枯萎,死去。为有益的事情花去政治资本,我也在所 不惜。我来奥斯汀并不是只想把名字钉在州长写字台上。我来这是要做我认为有益 于得克萨斯的事情,因为我爱得克萨斯。我认为我们为学校付款的方式是大错特错 了。 我想削减地方教育财产税,提高政府教育基金,让我们的税收制度更平均、更 公平,而且要“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1996年,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制定 改革计划。我的属下集中在工作小组里,这其中包括副州长办公室代表、议长办公 室代表,还有审计专员代表。后来我任命的一个公民委员会在全州搞了14次听证会, 询求公众的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 到了11月,预算主任阿尔伯特。豪金斯给我带来了好消息。经济持续增长,州 行署财政状况良好,也就是说,年终得克萨斯能结余10亿美元的资金。我把这笔钱 看成为基础改革支付的现金,借着这个机会,我可以把税改变成全面减税。有人觉 得这笔钱来得容易,都想伸手。 我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向立法委员会呈交的预算将包括减税10亿美元,这 样我就能把这笔钱抓到手里,把想花这笔钱的计划都冻结起来。我把这笔钱叫做 “10亿美元的开端”。我说:“在过去的二年里,得克萨斯州政府积累了一大笔钱, 我希望这个势头能继续下去。提高政府效率,压缩政府支出,这样我们就能增加政 府对学校的投人,同时还能为得克萨斯人减税。为了在下一次立法会上更多地削减 财产税,我把政府结余看作是为此支付的款项。” 在公开场合立法委员们个个谨小慎微。私下里有几个委员气得不得了,我的声 明引起新闻界一阵不安。州长带头搞预算,谁也不习惯,我怎么能知道改革的钱从 哪来?我那么做一定会伤害学校,减少项目,做出什么可怕严厉的事来。(你接着 读下去,最后就会发现,立法会结束时,按我11月份计划的减税10亿美元,并不像 当初想得那么难。细心观察辩论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总不失为一件乐事。) 《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道说:乔治。W.布什州长周三在税改辩论中标出自己 的职权范围,说他需要州预算额外拨款,为得克萨斯人削减教育财产税,布什的建 议需要立法会通过,可现在引出了一大堆问题。……钱从哪来?……如果州里为学 区额外拨款10亿美元,那谁又能保证他们将以相同的数额减税呢?……如果州为税 改投入10亿美元,重要的教育项目还能不能得到执行?众院议长比德。兰纳在蒂黑 尔中心提出质疑,州长的预算是否过于乐观。兰纳说:“我们需要看到州长计划的 细节,需要检察州府各部门的支出需要多少钱,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州长的建议是 否可行。”副州长鲍伯。布洛克,以民主党员身份主持参议院工作,他说立法院为 1998-1999年度制定拨款计划时,各处会争着要钱。布洛克指出:“我一直为财产 税工作,我把计划草案交给了州长和他的人。他们还没给我返回计划。我将继续与 议长和州长制定计划,但是我不想把马套在大车后边。” 布洛克找我的下属和顾问谈话,告诉他们前景暗淡,说如果我执意做下去,会 造成巨大的政治后果。他把我的几个高级下属叫到一边警告他们说,这会影响我连 任。 那些想花钱的人很快集结起来反对我的意见。“我们非常关注,如果有10亿美 元的话,那钱应该用于提高阅读能力,为老师增加薪水,延长一年原有的教育项目, 开展其他教育项目。”得克萨斯州教师协会主席里查德。库利说。“这是不是说10 亿美元就没啦?” “这笔钱将会花到别处去。”持自由观点的公共政策优先中心金融分析家迪克。 拉夫尼说:“如果那样的话,凡是政府部门哪个能得不到资金呢?” “我希望看到州长用这10亿美元为学校教师买健康保险。”得克萨斯专业教育 者协会执行主任多哥。罗杰斯说。 《沃斯堡之星电讯》报道说:“有些重要立法领袖说,州长的计划让他们吃惊, 他们对州长乐观的财政计划持怀疑态度。‘我可以削减预算,’民主党桑安基罗众 议员罗伯。朱耐尔说,他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与州预算有关的 立法事宜。‘但有很多人会很不高兴。’他说,‘高等教育、监狱及服务系统,可 能被当成削减目标。”’但我的反应跟他不一样。我知道可以为重要部门拨款,而 且也可以减少税收,我就打算这么做。 1997年的立法会拉开了序幕,我主张将减税作为重要议题。我在州情报告中揭 开了详细报告的面纱,呼吁立法委员每年削减近30亿美元的地方教育财产税,我还 在计划中建议,免去得克萨斯商业界的公司专营税,这种税在本质上是企业所得税, 代替专营税的是对商业活动增收公平均匀的税收,同时提高1.5 %的销售税。这样 免税净额可达10亿美元,税收制度也会更公平,税制改革后,州政府将成为学校资 金的主要来源。财产税每年将削减30亿美元,严格限制期向上浮动。新订的商业税 税额小、税面宽,最低比率是1.25%,通过税改,小企业可以少交50万美元,投资 商可以少交100 %,以鼓励创造就业机会。由于小企业税额锐减,与交纳公司所得 税的企业相比,交纳平均税的企业要少去许多,整个税制会变得更公平,税收的负 担会以更公平的方式落在更大的企业上,这其中包括得克萨斯许多重要企业,在现 行税制下,这些大企业并没有赋税。 我相信这是公平而全面的税改,帮助我们达到了许多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我 准备以更大的力度将税改推行下去。我把立法委员请进办公室,一个一个地请,寻 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到州里巡回演讲,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税改计划。在比 奥芒特那一站,我下飞机后,一名消防队员向我走来。我知道他叫杨米,因为他的 汗衫上写着他的名字。他感谢我削减财产税,并告诉我,高税率让他难以拥有自己 的住房。《新闻周刊》记者豪伍德。菲尼曼与我一道同行,我把他喊了过来。“我 请你认识一位得克萨斯人,财产税弄得他心神不宁。”我对记者说,并把他介绍给 我的新朋友汤米。 有一天,兰纳议长让我大吃一惊。他打来电话说要任命一个由众院领袖组成的 特别委员会,负责财产税计划。委员会主席由保罗。塞德勒担任。人们管这个委员 会叫“地狱来的委员会”,还有几个外号就无法印到纸上了。说客和雇员很快就不 敢出席会议了,甚至连作证也不敢去了,因为一到会上就被人反复盘问。委员会的 成员们不厌其烦地、任劳任怨地、孜孜不倦地检查得克萨斯税法。我苦口婆心告诉 委员们得克萨斯需要平均税,可他们不久就把我的计划束之高阁,又写了一份不同 的计划。 3 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许多人来到墓地,参加州陵园敬献仪式,陵园经过重 新整修又恢复了原貌。这座陵寝是布洛克欣赏的地方之一,重修陵园也是他的得意 计划。我说话时提到了立法委员本。詹布。阿特维尔,当时他还活着,不过已经在 这里买了墓地。“在那边的西南角——有一块非常有趣的墓碑。”我说道。“墓志 铭上写着:”律师、立法委员、税收议案起草人。‘今天来这儿的大多数当选官员 可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希望墓志铭上写着:“减税议案起草人。”’我开玩笑说。 布洛克站起来讲话,他感谢到场的每一个人,然后转向我,眼睛里闪动着光芒。他 说道:“州长,我顺便提一句,詹布。阿特维尔不像你的税改计划那样,离死神那 么近。” 那个方案又活了几个月,但不是我的,而是众议院的那一个。方案送上来之后, 我有两种选择:一。拒绝方案,我为之呼吁的10亿美元免税方案就此葬送;二、保 住这10亿美元,让方案顺利通过,进入参议院。我选择了后者。我觉得减税这个问 题至关重要。我宁愿为它花掉哪怕是最后一美元的政治资本。我知道如果让步的话, 立法委员就会找借口花掉这笔钱,而不会减税。参议院看不上众议院的方案,又组 织了自己的方案。 最后问题拿到我的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有布洛克。兰纳、参议院领袖蒂尔。彼 文斯和肯。阿姆布里斯特、众议院领袖保罗。塞德勒与马克。斯蒂尔斯以及我的几 个属僚。其他委员来来走走。我们一直工作到星期五晚上门点。那天晚上我们离开 的时候,我们认为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仅以20亿美元的代价就削减了40亿财产税。 余下的20亿美元将由预算结余添补,其中包括我11月份说到的10亿美元。 “你们大家可能想喝毒药,但我不想喝。”第二天上午州参议员在我的办公室 说。前一天晚上我们精心草拟了妥协方案一锐减财产税,用预算结余的20亿美元资 助教育,扩大销售税种一如今妥协方案又面临分裂。布洛克又召来了州参议员,他 和我在州长办公室里间找每个人单独谈话,问他们是否支持税改方案。他们每个人 都不支持。这是最激烈、最沮丧的一幕。一到下午情况就明朗了,我们无法得到足 够的票数通过税改方案。不过还有一线希望:立法委员们同意按预算主任先前确认 的10亿美元削减财产税。这对住在郊区的穷人、低收人的员工、依靠固定收人的老 年公民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我来到新闻媒体前,勇敢地承担后果。我首先感谢副 州长布洛克、议长兰纳,还有所有的立法委员,感谢他们的努力工作。“这个问题 非常复杂,”我说道。“每个成员都把它不能更改的法律原则带人我们的讨论。… …尽管许多人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立法领袖和施政机关直接参与,我还是失望地告 诉大家,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通过税改方案。……这次立法会议期间,我们仍然有 机会削减财产税——规模小一些,但实实在在,充满希望。我们从消肿后的高效州 政府那里省出了10亿美元。我请求立法委员会和我一同把这10亿美元还给得克萨斯 人民。……我感谢所有的立法委员,特别是参加会议的人们,感谢他们以令人尊敬、 彬彬有礼的方式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都在不遗余力地为我们以为正确的东西 工作一我们可以一道工作,为得克萨斯人减税10亿美元一这个成绩是值得我们为之 骄傲的。” 我们通过了1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借此我们可以免去3 倍于从前的地方教育财 产税,免税额从原来的5000美元增加到15000 美元。汤米的税几乎被免去了30%, 由于提高房产免税额需要修改得克萨斯宪法,选举人需要投票通过。我为此积极努 力,投票人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免税方案。我赶到彼奥芒特消防队签署这项法案,我 让汤米站在我身旁。我对记者说:“辩论期间我始终没有忘记汤米。像汤米这样的 得克萨斯人,梦想拥有自己的家园,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有些人批评说,削减10 亿美元的财产税算不了什么,但对汤米来说这就不少了。”我相信1998年我在里约 大谷地这样的地方取得连选的好成绩,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那里的低收人家庭知道 我是在为他们的利益战斗,为他们减去了相当的税赋。 我高兴自己为减税做的尝试。那么做我心甘情愿。我也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教训, 首先,在没有碰到 危机的情况下,很难为重大的改革争取足够的选票。如果法院宣布教育资金体 制违反宪法,我们的处境可就苦了,平庸不能带来任何后果,锐意进取反而困难重 重。现状有巨大的惯性,人们出于对未知的恐惧,现状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其次, 得克萨斯欣赏大胆的领导。我通过支出,又赚回了政治资本。大胆改革会带来破坏, 这种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精明的布洛克对得克萨斯参议院的一举一动都会心领神会,我不敢肯定他是否 想过我们能成功。我也认为他太累了,无心打这场战斗。他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 或许他比我还清楚没有重大危机,州政府难于对重大变化做出满意的反应。 六个月之后,1997年11月,我刚到弗罗里达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办公室就告 诉我布洛克公开支持我参加连任竞选。实际上他前一天已经公开表态了,当时他和 我正以私人的名义为瓦库的参议员大卫。西伯雷募捐,首府新闻界听到风声后,布 洛克没有否认,得克萨斯州政府中最高级别的民主党员将支持共和党州长再度竞选。 从布洛克的态度里传递出一条强有力的信息。州土地专员加利。马罗以民主党 员的身份任公职15年,就在前一个星期他宣布与我竞选州长,而布洛克是马罗一个 孩子的教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布洛克也收养了我,几乎把我当成了儿子。我 以为布洛克信任我的正直,信任我的直觉,他知道当我做决定时,我心里想的都是 得克萨斯。 那一年简和鲍伯。布洛克同我们共进圣诞晚餐,他女儿的婚礼是在州长官邸举 行的。能有一位从得克萨斯利益考虑的州长,这非常重要。他帮助定下调子。我们 的成功大多应归在他与比德。兰纳名下。 差不多两年以后,1999年夏季,我正打点行装,准备去衣阿华和新罕布什尔做 首次总统竞选旅行,这时我们接到电话,说布洛克要不行了。大夫在这之前说过, 但这一次却是千真万确。我和劳拉返回奥斯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简和布洛 克。他在家里,周围有一些朋友,到了最后也不寂寞。他想知道竞选的情况,我说 过什么,有多少人出来了,媒体问什么了。他想知道《纽约周刊》封面上我那张照 片为什么没笑。 他让大家退出去。简和劳拉走进客厅喝咖啡,我留下来没走。他请求我在他的 葬礼上致悼词。我觉得万分荣幸。有他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骄傲。认识他是我的 幸运。 最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他是那么自豪,那么热切,那么确信,我有机会当选 下一任美国总统。他先前跟朋友说,他想观看我的就职演说。布洛克完全是靠非凡 的意志力活下来的,他心里明白,即使我当选,他也无法到场了。如果我真当选了, 这其中也少不了他那份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