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官邸内“夫人派”惹不得 经过文山招待所钱副官请假由我代班的实践,和我连续一段时日对老先生作息 的观察,慢慢地对他的日常作息就了若指掌了。一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我 始终克恭克谨,没有一天敢于懈怠疏忽。 在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可以说我是对蒋老先生和其子经国先生这两位“总统” 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所以,蒋经国生前的吴侍卫长便笑称我 是“中正大学超博士”。 所谓“中正大学超博士”的典故是有来由的。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把他在加州州长时任职的保镖带到华盛顿。 当有人问起这位保镖的学历时,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里根大学毕业的。” 所以吴侍卫长引用这个典故戏称我是“中正大学的超博士”。 然而,我这个“中正大学超博士”,也不是一帆风顺过来的。非但如此,最初 时期,我还因为官邸人事倾轧的恶化,而被迫两出两进。最后,还是蒋介石又因另 一位副官生病需长期休养,他又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我才得以继续修完我的“中 正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官场上讲究人际关系的传承,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就是在强调人际 关系的重要性。上层社会是这样,下层社会其实亦复如是。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的,基本上,我会进入官邸,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老先生 和我之间的机缘巧合。要不是他对我印象深刻,直接把我从侍卫系统调派到属于官 邸的内务系统,以“搭直升机”的方式进入官邸,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进得了官邸。 基本上,士林官邸内务系统的主要人马,当时绝大多数是老先生夫妇早在大陆 时期就跟在身边的老人,不管是厨务或是一般庶务人员,都早已自成一个体系。 但是,老先生夫妇毕竟是比较旧式的人物,尤其是老先生,他固然称为“领袖”, 也是士林官邸的一家之主,可是,他却相当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务上的裁夺权。 正因为如此,多年以来,官邸上下,特别是厨务和庶务方面的人员,都是听从 夫人的指挥调度。这些人员的奖惩和褒贬,老先生是从不过问的。 因为官邸内务人员可说完全是归夫人指挥的态势,所以,很多人就抱着只要伺 候好夫人一个人,就可以瞒上欺下、为所欲为。 早在我进入官邸不久,我就知道有少数内务科人员,扛着官邸夫人的招牌,在 各个机关团体招摇撞骗。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在法律边缘地带,搞 他们的私利。例如,强行要求相关的机关团体,如台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 餐厅,徇私承包给这些官邸工作人员背后撑腰的小圈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经营, 只赚不赔。 我相信,以宋美龄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投机倒把的 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这样的事情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些在外头 搞副业的手下,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佣仆,纵使靠本事赚点外快,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进入士林官邸之后,从来也不去过问任何人的私人事务,只专心做自己本分 的工作。 然而,谁晓得就因为我是“搭直升机”来官邸的,和“夫人派”的那些老人马 截然不同,而且我也不屑于去打入那个圈子,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那个小圈 圈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 内务科主管陈杏奎,本来想找我工作上的麻烦,尽管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任何 大的瑕疵,他还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我的工作上挑毛病。 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难以从我的工作上挑出什么毛病,这时,他就在他主管 的奖金上动手脚,克扣我的奖金,或故意压低我的奖金数额,或者在别人调整奖金 时,却还是给我那么一点钱。总之,想尽各种办法要来压抑我、排挤我。 1968年中,我实在对陈杏奎种种作为忍无可忍,私底下开始通过各种渠道, 希望在类似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的单位,找份差事做做就满足了,不想再在官邸受 气惹嫌。 刚好,在我找新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时候,我突然患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成天 坐立难安、痛苦不堪。 于是,我上了一份报告,这份写给陈杏奎的报告,大意是说因为我身体不适, 所以,希望能够调回“总统府”管理科的内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