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由于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使傅泾波对基督教也产生了兴趣。 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常常参加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且是其中 查经班的成员。 1918年秋,傅泾波陪同父亲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当时任教于南 京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登应邀在大会上用中文(确切地说是带着杭州口音的中国话) 作了演讲,他的这次演讲给傅泾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虽 然他(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 种神圣的光芒。”而傅泾波后来对其子女们也说过,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是 “基督化身”,他对司徒雷登的爱甚至超过对他亲生父亲的爱。 1919年,司徒雷登赴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 华兹的介绍下,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结识,一个是中国19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一个是 美国43岁的正在组建中的基督教燕京大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长达44岁的忘年之交。 次年,傅泾波从北京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雷登做事。他 说:“我从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 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 司徒雷登对傅泾波的认识是敏锐的,他看中了傅泾波在政治上特有的潜能。他 认为,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并 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7 1922年,傅泾波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施洗, 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1924年,司徒雷登作为主婚人,为傅泾波主持了结婚典礼。妻子刘倬汉(Sarah Fugh,1898—1996),河北昌黎人,昌黎位于冀东,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以 “郡望昌黎”而称“韩昌黎”。后为傅泾波好友的留法学生,曾任中法大学代理校 长的李书华也是昌黎人。刘倬汉是一位汉族基督教徒的女儿,比傅泾波年长三岁, 先后就读于教会办的贵贞女中和慕贞女中。有趣的是,两人的父亲是北京灯市口基 督教查经班的好友,成亲之事,是奉家长之命而行的,婚后,相亲相爱六十三载, 育三女一子。 1926年,傅泾波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 的历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司徒雷登沟通了中国各界人士,他们中间 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冯玉祥、孙传芳、韩复榘、张作霖、张学良、李宗仁、宋子 文、白崇禧、张宗昌、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孙科、汪精卫、戴季陶、 周作民、虞洽卿、梁启超、顾维钧、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 对于为司徒工作,傅泾波提出了三个条件:(1 )不接受金钱报酬;(2 )不 介入燕京大学内部事务;(3 )仅对司徒雷登个人负责。8 傅泾波的正式身份是司徒雷登的promotional secretary (业务推广秘书), 但他不在燕大办公,除车马费外也不领薪水,但司徒雷登随传随到。司徒雷登最初 用傅泾波似乎是为燕大初创时期的事业发展。其后,则介入了中国的政局。因为这 方面,也离不开傅泾波的协助。 1928年,傅泾波经李石曾介绍,与陈立夫相识。陈立夫是辛亥革命先烈陈其美 的侄子,美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弃业从政,追随蒋介石,自称是一个“学非所用 的矿业工程师”,当时在南京担任公职,也是国民党CC系的首领之一。“陈极度欣 赏傅,从此两人成为终身良友。”1983年,傅泾波由美飞往台北,特地与陈立夫等 老友会了面,“初步探讨祖国统一之各种可能性”。 后来,陈立夫又偕同李石曾,将傅泾波介绍给蒋介石,时国民党初定天下,唯 东北地区尚未易帜,蒋氏以傅泾波为张学良旧友,嘱其出关相机进行说服工作,最 后,司徒雷登也加入进来。经过多方运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 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易帜(此前,热河都统汤玉麟 先已通电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行三民主义,改易旗帜。至是,中国在辛 亥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终获改观,从而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人的策划下,一批满汉遗老在东北长春成立“满洲 国”,推出清逊帝溥仪任“执政”。而身为满族贵族后裔的傅泾波,与一批满汉遗 老均有接触和往还,如溥仪之弟溥杰、伪满实业总长张燕卿(张之洞之子)、韩云 阶(伪满黑龙江省省长)等。其间,傅泾波曾“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伪满洲国刺探情 报”,对上述诸人“一一拜访,获得许多重要情报,但却始终无法获准与溥仪见面”。 9 1937年7 月29日,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悬挂美国国旗得以继续办学。司徒雷登为 学校的生存,与日本占领军保持着接触,是年,12月14日,在日本人的推动下,所 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克敏成了排名第一的“临时政府”常务委 员,又兼其下的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1873—1945),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早年乡试中举后,任留日学 生监督。回国后在直隶总督杨士骧、陈夔龙处任幕僚及交涉使。民国后转入银行界, 并由此跨入政界,三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国民政府代理北 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和司徒雷登是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王遵侗也是燕大的学生。傅泾波据 此认为王克敏出任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可能是出于司徒雷登的举荐。10如果上说成 立,那么傅泾波在1938年10月21日至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担任王克敏的行政委员 会参事(共四人,傅排名第三,另三人为邵东湖、何庭流、沈郁)似乎就可以理解 了。11 据傅泾波晚年告诉林孟熹,1937年初,宋子文来北平,约见司徒雷登与傅泾波, 在谈到日益严峻的北平时局时,宋提出,如果北平沦陷,“不如先把王克敏推出来, 让他对付日本人一阵”。后来,宋、司徒、傅三人约王克敏见面,“事情就这样拍 板了”。傅泾波说:“王(克敏)其实是中国方面的人。”12这里傅所谓的“中国” 实应是“重庆国民政府”。 2007年12月1 日,笔者与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等同席,席次,傅铎若也提到王 克敏是为国民党做事的,并非是汉奸。傅铎若这番记忆显然来自乃父。 现在再来看傅泾波本人,他出任“行政委员会参事”,一般而言,是出于王克 敏的邀请,当然,司徒雷登也是同意的。因为司徒雷登需要一个他和王克敏之间的 联络人,而傅泾波是最合适的人选。 1940年4 月16日,傅泾波抵达香港,向居港的宋子文转交了王克敏致宋一函, 王希望宋“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并说:“此间近状,傅君(指傅泾波)当能 面述不赘。”13傅泾波向宋子文谈了些什么呢?据宋子文致蒋介石函称:傅泾波说, 王克敏主张重庆方面应“觅取途径,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对 此王克敏甚至愿意亲来重庆相商。14由于相关档案的缺乏,傅泾波所转述王克敏的 话,究竟有多少是王的原话,有多少是傅泾波的话,目前尚不好分析。 而此前,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已在南京组建,北方的“临时政府”,已归并 汪政府,成为其下属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而王汪不和,故王任华北政委会委员 长甫及二月,即辞职他去。所以,也就有了王请傅泾波带函给宋子文,希望宋助其 联络重庆的密函。 同期,司徒雷登也抵达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国民 政府的军政要员,也会见了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但对他调停中日冲突的愿望, 重庆方面表示冷淡,期间,又发生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之事件, 蒋介石表态,坚决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对宋子文的函,蒋介石4 月21日即有回函,坚拒了王的“架桥”之意,并不准 傅泾波由香港到重庆。蒋并告宋,他的意思已当面告诉了访渝的司徒雷登。15蒋介 石说: 闻王克敏、周佛海派人来求和。彼辈妄想由汉奸为桥梁而谈和议,并以较低条 件为诱饵。彼辈心理,以为先立伪组织,再求中央谅解,以图合流,所以造成汉奸 罪恶,而敌阀受其愚弄至此,尚不觉悟,匪夷所思,又来诱和,亦太不自量矣!敌 在此时,如有理智与常识,果为爱国,应真正无条件撤兵,以挽救其颓势,然而敌 必冒险狂妄,非激起其国内变乱与崩溃,中倭必无和平之望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