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年代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 意识强烈地重现开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 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 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 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这年10月9 日,利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再次亮出了他在社会主 义建设方面那洒脱而无所顾忌的思想。当着全体中共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讲话的 题目动人心魄——《做革命的促进派》。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 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几个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 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一思想,顿时为求实、慎重的人们猛敲了一下警钟。 这时的周恩来,仍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 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 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 疑问,周恩来的着眼点,仍在反对急躁冒进。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 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 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 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 “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毛泽东认定,必须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但能不能恢复,能不能把 反冒进的风向扭转过来,也许毛泽东心中也没底。所以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有 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在总方针上,是“促进”还是“促退”,毛泽东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 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 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 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 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 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会上,从毛泽东反复说的话中,周恩来听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带有的极大的 情绪: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 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 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 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 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都能探索,何况地球 上的事?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 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 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 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 毛泽东的节拍。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 是反“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后,高指标又重新摆到了人 们的工作日程上。 会后,毛泽东于11月2 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 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 冒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的豪言“我们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后, 也以同样豪迈的语言回应:“我们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情绪又 一次被调动了起来,他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 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 :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便进一步着手在全党遏制反冒进之风,掀起全民 生产大跃进的高潮。 1958年1 月1 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从题目上就让人感到有 些特别:《乘风破浪》。它的内容,完全是毛泽东的想法: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 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 苏联两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 间,把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 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 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 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挡。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 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 月2 日至4 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 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 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 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 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 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南宁会议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仍在北京,可谓日理万机:1 月11日,他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等问题的几个暂行规 定(草案)》;1 月12日,他接见了三批外宾:与印度驻华大使谈中英关系和尼赫 鲁总理访华,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与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谈援 柬项目…… 正忙碌着的周恩来,开始并没有估计到南宁会议在批判反冒进方面火药味那么 浓。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 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 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 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 (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 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 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 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 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 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 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 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 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 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 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 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 万无产阶 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 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 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 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 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 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 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 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1 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 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 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 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 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 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 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 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 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如果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 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 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1 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 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 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 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 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 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 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 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 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 个字。一增一删, 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 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 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 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 月8 日 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 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 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 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 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 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有三次大会发言的机会,一是19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 告,二是23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三是25日谈反冒进的经 验教训。 25日的讲话,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 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 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 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1 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 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 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 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 任何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关于“反冒进” 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 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 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 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 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 至少有两条直接针对反冒进,其中说到: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 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 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 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 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 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 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 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 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 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 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 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 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 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 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 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 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 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 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 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 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 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 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 年4 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 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 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 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 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 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 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周恩来不用秘书起草发言稿,除了考虑到这次检讨的重要性以外,恐怕还有一 层因素——毛泽东刚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了这样一条:“一切依 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5 月5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 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报告从 “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 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 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 “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 而不要做‘促退派’”。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 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 “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一个马鞍形,两头高, 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 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 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 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 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 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 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这次会议,是一个 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 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 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 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 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 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 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 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反 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 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 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 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 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 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 月9 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 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 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 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 月22日,邓小 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 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 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 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 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 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 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 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 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 飞的年代。 当时的报道中,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有记者甚至拍摄了一张照片——一 颗比成人还大的玉米像火箭一样飞驰在天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张照片,一 个小孩能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而不掉下来。尽管有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 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到处充斥着脱离 实际的唯意志论。到处飘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 不到”等等口号。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 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 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他曾让秘书去基层调查。秘 书回来告诉他,炼出来的铁大部分是废品。大炼钢铁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周恩 来十分痛心。1958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有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并且没有 冬衣御寒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也曾有一些不愿放生产卫星的地方迫于形势的压力,请求周恩来让他们也放点 生产卫星,周恩来当即阻止他们放。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仍拦不住“上天” 的“卫星”……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 “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毛泽东真正发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1958年11月郑州 会议以后。11月2 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 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直到1959年7 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艰 难的纠“左”路。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 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 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 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过后,毛泽东于1960年6 月18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 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 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 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 3 年余地,多么好啊! 既讲调整,又讲斗争,在困苦中走进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由周恩来主持 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入关键的年份,这个时候,搞调整的人们基本已经能够做到 “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 然而,从这年的秋天开始,调整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下面,却被人为埋下了 一条“斗争”的附线。一个后来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口号,逐渐充斥人们的耳膜 和脑海。发展到极点时,它成为中国领导人治国的总纲领:——“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 这一口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 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后来被人演化成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 讲。” 八届十中全会,是继1961年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预定的会议。九中全会以后, 全党按照八字方针的思路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调整国民经济上面。从九中全会到十 中全会,仅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形势又有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党内尤其是处在 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当以调整国民经济、度过严重困 难为主线的经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为党的工作铺设了一条“阶级斗争” 的附线。 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想法,毛泽东由来已久…… 往远了讲,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对其中阶级斗争的学说印象 极深。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战争年代,对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作 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种客观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虽然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经改变,但是在大规模地开展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复杂矛盾及其 对抗因素并不令人乐观。 往近了说,自“大跃进”以来,经过天灾和人祸的冲击,许多人把对现实的不 满和怨气发泄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在这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亡 我之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向人民政权进攻。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正视阶级斗争问题, 这一现实随时都在提醒党的领导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正当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我国面临的是一个 很不平静的国际国内形势…… 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 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 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 美国等超级大国的势力所到之处更不安静。美国继续在南越进行战争冒险的计 划;而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苗头也不容忽视……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局势,是不会漠不关心的。 1962年,我国的一些边界地区局势很不平静。 中苏边境。4 月中旬,在苏联通过其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下,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 万余人逃往苏联。为加强新疆的工作,中共中 央决定派赛福鼎回新疆。4 月30日,就新疆边民外逃一事,周恩来还约赛福鼎谈话, 他说: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 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 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外逃问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内部问题和各方 面工作一定要搞好。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不仅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 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造谣污蔑,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中国难民问题”。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电令广东省委追查此事,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阻止这一事态。 1962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 自1954年周恩来首次倡导在中印两国关系问题上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 中印边界的和平共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59年8 月,侵入中国朗久的印军对中 国边防部队无端开火,挑起整个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本着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于1960年专门访问印度,商谈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问 题。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方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一直在进行。 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1962年间,尽管印度军队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但中方仍然采取克制的态度。 6 月4 日,周恩来向正在东北访问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表明了中方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他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 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 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不能这样解 决呢?” 遗憾的是,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 在中印边界采取“前进政策”,向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所谓的 “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哨所,就在周恩来与宾努亲王谈话的这天,印方甚 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也设立了哨所。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印方公然地对中方进行的 挑衅,引起了边界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正像周恩来在6 月23日起草的中央致陈毅并 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电中所说:“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长期斗争。现在边界 上特别是西段边界上,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周恩来多次向印 方表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边界的武装冲突, 显然已经难以避免!(就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不久,10月20日凌晨,鉴于印度军队 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中方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 行自卫还击。)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怎么准备,对于广大的党员和群 众而言,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国内工作也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在民 族和宗教工作中,问题更为尖锐。 5 月18日,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向周恩来递送了一份题名为 《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 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翻译成汉文有7 万多字,被人们简称为“七万言 书”。 当天,周恩来约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谈话,在充分 地听取班禅等人的意见后说:11年来,藏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具体工作上, 平叛以来发生了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至于对缺点、 错误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是 思想问题。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 周恩来还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 且是同志。但不是说把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 志式的态度。 7 月24日,周恩来再次接见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进一步就“七万言书” 与班禅交换意见。他耐心地说:党中央的政策是要发展民族、发展宗教,而不是像 一些人说的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 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他还强调,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 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由于周恩来等人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妥善地缓释了班禅心中的疑虑,而且制 定了有利于搞好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的有关文件。 尽管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总 的来说,班禅是爱国的。”然而,周恩来也无法预料的是,班禅的七万言上书,却 为以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留下了尾巴。 无独有偶,就在班禅写作“七万言书”期间,作为在党内深受冤屈的开国元戎 彭德怀,也于6 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党全面地审查 他的历史。彭德怀在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集团”,也没 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彭德怀的这封长信正好8 万余字,后来被人们称为“八万言书”。这封信,与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不同看法的那封信 一样,又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写下了一封原本值得思考却最终得不到公正 对待的信。这封信被当成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 有人惊恐,一个是党外的“七万言书”,一个是党内的“八万言书”,这是内 外相通,共同反党。 …… 复杂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谁也不能够否认。问题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现 实并冷静地定性。 自1962年下半年起,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逐 渐加重,它的严重性被不断地夸大。一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问题的问题,被纳入了 阶级斗争的轨道中。 尽管“阶级斗争”进入人们的视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却并不是人人 都会将它用放大镜去看的。 刘少奇是不愿意这样看的,早在1962年初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借反 对“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问题时表明过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 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 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言下之意, 处于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 正像2 月份刘少奇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时 所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 施贯彻下去。 尽管周恩来在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时,并没有回避阶级斗争的客观存 在。但他也不同意用放大镜看阶级斗争问题。他是反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将阶级 斗争问题硬加上去的做法的。在调整时期他多次提醒过人们:“我们不要把阶级斗 争硬加上去。” 1962年5 月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对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党内党外多次讲困难形势问题,主张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说清 实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难的真正干劲。 讲困难,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并不想掩盖事实真相。这与他一贯奉行的 “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的作风有关。早在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上,周恩来就不客气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 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 真话,反对说假话。” 应该说,这期间毛泽东也是主张大家充分地说真话的。然而,作为党的最高领 导,对国家极端困难方面的真话听多了,也是会反感的。 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主张把困难的严重性向人民讲透的做法,引起毛泽东的不 快。他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了,这会使人民泄气。 …… 毛泽东认为,泄气,就是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而鼓气,才能找到这种动力。对 如何才能鼓气,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 矛盾或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遗憾的只是,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对 阶级斗争,毛泽东历来有着高度的警惕性,以至在他的视线中“阶级斗争”问题被 逐渐放大。 1962年5 月7 日至11日,为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 计划的报告(草稿)》,以便对严重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施行“大手术”,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工作会议。当时中央政治局 常委的领头人毛泽东不在北京,但这次会议,是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毛泽东还提出, 虽然是个“中央小型会议”,但要“有各大区书记参加”。所以出席会议的有在京 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工 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105 人。会议的议程,是由周恩来 安排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也是他拟定的。 在11日的会议上,周恩来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其中他讲了 这样几句话: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 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 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 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 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 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 丝毫大意不得。 在周恩来眼中,对待建设要“戒慎恐惧”,“丝毫大意不得”。为此,他在会 上对国家的精简方案作了详尽的说明,对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办法和政策界 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安置职工的待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意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并作了《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 样》的讲话,他诚恳且实事求是地说:“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 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 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 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 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 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刘少奇能够实事求是地向大家交待“没有大好形 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刘少奇还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还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才能 挺起腰杆前进。这样做,“天并没有就此黑了,天也不会塌下来,事情还不是漆黑 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实事求是加以分析。” 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讲话的开始便提出来:“‘左’了这么多年, 让我们‘右’一下吧。” 周恩来钦佩刘少奇的勇气,并为自己的想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而感到高兴。 会后,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 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毛泽东同意会议做出的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 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同意周恩来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 措施。 毛泽东不满意的是,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估计形势方面的调子太低。他对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总体上否定“大好形势”的做法心中很不愉快。但事已至此,毛 泽东只好暂时忍耐。 5 、6 月间,周恩来为贯彻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前往东北。这期间, 由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作了调查研究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托中央办公厅主 任杨尚昆打电话给田家英,请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问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 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6 月下旬,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 问题。会上,陈云和邓小平、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6 月底,周恩 来返抵北京后,于6 月30日和7 月9 日分别到陈云家谈话。陈云向周恩来提出:有 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 产量。周恩来曾经表示支持陈云等人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 7 月9 日和11日,邓子恢还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可 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等想法。 然而,在农村私有部分所占比例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想法又与 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产生了分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 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渊源,必须在中央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进行解决。 7 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7 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中写明, 会议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 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 这几大问题涉及的工作,正是周恩来主管的工作。因此,会前周恩来的主要注 意力也是在这些问题上。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作动 员报告时,就是根据上述问题交待调查任务的:“第一是调查,第二是反映,第三 是提意见。”他还提醒调查组注意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10个 问题:(一)农业,“是当前一个很中心的问题”;(二)国家支援农业;(三) 粮食;(四)财政金融;(五)市场;(六)精简;(七)调整;(八)清仓核资 ;(九)体制;(十)作风。 组织这批调查组,为的是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商品粮和吃机动粮的情况。调 查组是由周恩来提议组建的,中央从党、政、民三方面抽调了100 多人,共分45个 分组,分布到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查。这也是周恩来为配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 十中全会召开所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使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会议推迟到8 月份在 北戴河召开。 这期间,周恩来参加讨论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解决上述迫切问题的相关文件。 到7 月下旬,中共中央预定利用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基本 筹备就绪。7 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完有关精简问题的会议后,前往北戴河。 他带到北戴河去的议题,仍然是精简、粮食、城市工作等等。 周恩来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接领 导中央工作会议的重大事宜。为开好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分为6 个大组和 若干小组。还专门成立了会议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 平以及国务院各口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组成。 对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周恩来仍在照着原先的工作安 排考虑和进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 工作的繁重和调整的艰难,使周恩来在北戴河这一中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不仅没 有得到任何休息,会议期间他反而积劳成疾。有一些会,他是带病出席的,甚至有 几天,他无法出席会议。 就在周恩来的体质逐渐下降、病魔悄悄地向他袭来的时候,一个政治上的幽灵, 也悄然地向全党袭来…… 8 月6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在北戴河拉开了帷幕。 在这天的会上,毛泽东先入为主,一讲话便突如其来地向所有与会者提出了三 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阶级: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 毛泽东说: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 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 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 毛泽东提醒大家:“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形势: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 明? 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 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 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 是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毛泽东说: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 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 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 有说百分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 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 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 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问题一提出来,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提的这三 个问题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而来的! 人们不得不迅速思考!没有人敢不认真地思考!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且越讲针对性越明显。 与会者越听越感觉到毛泽东的矛头所向:——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周恩来、陈 云等人春天对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是一股“黑暗风”; ——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一些地区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包产到户”的做法是刮 了一股“单干风”;——彭德怀等人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这一行动是一 股“翻案风”。 毛泽东的这三个问题一提出,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阶级 斗争问题越发显得重要,会议将要重点讨论它,而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已经受 到冲击。 果然,在北戴河的会议上,用部分时间专门讨论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讲话中,主要讲的是计划问题和农村形势问题。但是,会 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表态说:毛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五个矛盾,很尖锐、重要和适时,提出 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照样还会有阶级斗 争;形势一改变,我们的同志就模糊了,以为搞了几十年,还讲什么阶级斗争长期 性,讲什么阶级。 周恩来的这段话,是迎着毛泽东的意思说的,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周恩来还说: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单干的问题,农民过去主要是单干,但是现 在主张单干的不多;包产到户要分清界限,不都是单干,有些取得成绩也是主要的 ;农村形势,虽然我们一开始把困难估计得多了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 我们看困难问题并不是漆黑一团。 而周恩来的这段话,却有些辩解的成分。他不太同意毛泽东对“单干风”和 “黑暗风”的批评。 8 月11日至15日,周恩来大病了一场。15日以后他继续出席会议。而这期间, 毛泽东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讲话更加坚决。 8 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心小组会议,并再次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发表看法。 他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对农村单干和责任田问题,他提出:要从长远看、从本质上看,要加以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 在讲到对形势的看法时,他是不太同意毛泽东的批评的。但他心里非常清楚, 再不能像反冒进时期那样与毛泽东硬顶。为此,他先承认自己在认识角度上有一些 问题:“对形势估计,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产生消 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随即又策 略性地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但也有相反的,如有许多老工人听了讲困难,要留厂, 不要退职金,表示决心和信心更大,愿意共同渡过困难。” 他还说,对待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识困难,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悲观失 望,一片黑暗。 周恩来的话中,显然是赞扬前一种态度。但他的这种辩解方式,毛泽东未必同 意。 在以后的会议中,周恩来接着抓他的城市工作、粮食工作、精简工作和计划工 作等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工作。 到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形势有了一种新的说法:国内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 经过去,情况一天一天好转。 8 月25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一方面进一步抓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另一方面 迎接党的另一次重要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为开好八届十中全会,中共中 央于8 月26日至9 月23日还召开了预备会议。 经过两次会议的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9 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 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 题的决定》等文件外,毛泽东正式在中央全会上就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 题讲话。 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 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进行社 会主义教育,不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 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 现复辟。所以,对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 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 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借这次党的中央全会,毛泽东再一次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单干风”、 “翻案风”、“黑暗风”。 全党对于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绷紧了!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9 月26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再次发言,利用这次机会, 他又一次为“黑暗风”的问题作辩解: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 西。比如,对于形势的认识,在五月会议的时候,把困难说多了一些,说过了一点, 这对干部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工作的方向还是鼓足干劲, 同困难作斗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谈到今后工作的时候,他态度明确地说: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要吸取 反右扩大化的教训,不搞运动。机不可失,要团结全党,抓紧工作。 周恩来担心,唯恐会议在提出反右问题后影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所幸的是——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也记取了1959年庐山 会议的教训。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表态: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绝不可以 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可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 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时间要做工作。 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压倒一切的。尽管毛泽东以敏 锐的眼光警惕地盯着阶级斗争的动向,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它 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 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 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 所不幸的是——阶级斗争开始成为经济工作的一条不可动摇的附线,从此与经 济工作扭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