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一) 周璇从1950年7 月到1951年10月,一年多时间里,给她在香港的朋友作曲家李 厚襄写了九封信。1975年,周璇的这九封信刊登在香港《万象》杂志上。 这九封信以及她在那段时期间写的日记,无疑是她那段日子的生活和内心最真 实最可信的写照。从而我们可以驱散笼罩在她身上的一部分迷雾、辨清迄今为止的 有关周璇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议论,我们也可以从中揭示出某些事情的真相来。 周璇是1950年7 月2 日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上海后第5 天,便给香港的朋友 李厚襄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唱片及股票都放在你处寄存,多费心! 公债票已由龚秋霞在14日那天给我送来了,您一点不知道吗?我已收到了,谢谢您!” 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香港回沪后的周璇,理财的思路仍旧很清 晰,她把自己的财产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股票委托李厚襄代管,另一部分公债票则 收归到自己手中。还可以看出,她之所以把股票放在香港,是为自己留条路。同时 看出,李厚襄实际上是她香港的代理人。 这个铁的事实可以证明,当时她的财产并不像屠光启所说的已被骗光。 接着,在信中,她非常突兀地冒了一句话:“……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瞎说呢? 真奇怪!”看来,当她听到了各种谣言后,她便站出来说话了:那是瞎说!不可信。 到第二年,也就在1951年1 月18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告诉他 有关儿子敏敏的情况以及与朱怀德决裂的事。 性格内向的周璇为何把知心话全告诉李厚襄?这一点也是意味深长的。 到1951年2 月12日,周璇给李厚襄去了第三封信,这封信写得较长,信中透露 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她在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近因播音唱了歌,报 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 周璇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处境对她有不利的一面。于是,她在信里请李厚襄在 香港和张善琨、邵屯人等电影制片商想想办法,寻找退路。她自已考虑“香港暂时 不能来,我预想是一年以后,等孩子大一点,……还是到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 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 赶快赚) 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直到此时,周璇头脑还很清醒,可见了断和朱怀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使她丧 失理智。所谓朱怀德将她逼疯,也毫无依据。 其实,周璇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951年2 月18日,也就在上一封信发出不到一星期,她又给李厚襄去信,谈她 的计划:“……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怕自己情绪不好,怎么能工作呢?最大 原因还是厌倦了这工作,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戏最好,来港后决定去南洋, 能否把歌在上海练好,希望你来上海,我们计划一下弄得好好的。到时还得和邵老 二商议,让他帮忙,我们能去唱歌他一定高兴,……你说怎么样?反正这唱歌我一 定会实行,这钱为什么不赚?不过是时间问题,暂时小孩不放心,所以想在上海待 着不拍戏,也不知行吗?拍呢也真没意思透了……” 周璇一心一意要赴南洋唱歌,因为那里的华侨很欢迎她去,酬劳很可观,香港 的经纪商也一直在为她忙碌张罗着这个活动。“金嗓子”周璇,这个演艺界的著名 品牌,是市场运作的产物。周璇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完全 正确。但她恰恰忽视了社会效应和政治因素。这就是日后滋生她的悲剧的症结所在。 1951年3 月14日,周璇在给李厚襄写的第五封信中,仍然在谈她“赴南洋演唱” 的计划,同时在信里还透露了她在上海的处境愈发难过了,而且情绪很坏,这是一 个不好的兆头。她在信里是这样写的: “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 赴南洋) 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 对我不满,切记!切记!……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 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很显然,周璇无法适应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气氛。新中国对她是重视的,派人劝 她回来,但回来后,她又处处感到不如意,并且“吃足了苦头”,这是一个无法讳 言的事实。 因此,她接着说“最近我的情绪仍然很坏,心境不能舒畅,总是想要哭,要大 哭一场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伤心也!暂时也不会工作,不过他们总不会放过 你,将来给谁家先拍,免不了又要得罪人,这是件伤脑筋的事,在我真是烦恼的, 为什么做人这么烦?” 看来,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诱发了她“想哭”“要大哭一场”的精 神抑郁的症状,这是精神分裂的先兆,这一点是清楚的。后来的舆论都故意把她的 精神失常完全归结到她个人生活的原因上,显然是片面的。 1951年4 月12日,在她写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里说:“我因大光明公司的剧本 还好,所以第一部先给他们拍……”这个“他们”,指的是上一封信中“总不会放 过你”的他们。周璇也在这封信里挑明了:“这次也是给他们逼上梁山,本来谁也 拖不动我,就是这样喜欢闷在家里,对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比,当然也是帮忙性 质……” 从旧社会大红大紫过来的周璇过于看重酬劳,她完全不懂新中国的“两为”的 文艺方向。不过,她还是愿意“帮忙”,这就是她当时的立场和态度。 其实,她还算幸运。因为当时上海的宣传部长夏衍对她、还有和她一起从常德 路上冒出来的张爱玲、这两个旧上海滩上文艺界的“绝代双娇”,还是抱关注和欣 赏态度的。也就是说,还在热心地管理、领导着她们的。可张爱玲内心不服从管理, 后来找到借口,一走了之。周璇比张爱玲听话,她服从了领导,但仍想走却没有走 掉而已。 在这一封信和前一封信里,周璇都提到了李厚襄每月给她汇款问题,她还给李 厚襄签了收条。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周璇刚从香港回上海时,还提到的股票、债券等 财物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无从知道,她和李厚襄之间的这笔钱款往来背后的故事以 及最后是如何了结的。有关她的巨额财产去向,且容我们放在后面探讨。 总之,到了1951年4 月,也就是周璇接受大光明影业公司的邀请,开始投入她 的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的拍摄前,她的神经已经开始出现异常的征兆,她在给 李厚襄的第六封信的最后写道:“拍了戏恐怕会很忙了,这次我也真不知怎样来准 备它,真是害怕的……” 她开始出现莫名的恐惧心理,这往往也是精神分裂症爆发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