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鸽》与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二) 周璇是在精神崩溃前夕投入到电影《和平鸽》的拍摄中去的。 1951年5 月8 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七封信。 写这封信时,周璇实际上已神志不清,她在信中说:“……这次因王人美背后 破坏,引起他们对我很大的误会,将来还是会事实证明的。” 据说,在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组织的学习上,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 社会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戏。这是当时社会很正常的自我改造的风气。 可周璇神经过敏,认为王人美是针对她说的,便很反常地给了王人美一巴掌。于是 就在信中写了这两句不伦不类的话。 接着,在信里写的完全是一派像《狂人日记》里的胡话了:“这个家伙的确不 是好东西……那天他喝醉了酒开着汽车,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人……” 在信中她也坦言:“前天拍戏到最后一个镜头时,忽然老毛病又来了,头晕, 怎么也拍不成!到今天还是不舒服,我想还是神经关系……” 周璇还能意识到这点,她不能也不想拍戏了,但她怕,在信的最后写道:“不 拍戏人家以为你是做什么的。这真是太冤枉,他们不能相信就不能愿谅!这痛苦只 有自己知道……” 当时的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过于关切周璇了,他们一定要让周璇上一部戏,出一 次镜,给海外别有用心的人看看,以证明新中国对旧时代的明星宽容和接纳的姿态。 可对周璇这么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女明星来说,她哪能明白和理解领导的一番苦心? 不管怎么样,周璇还得继续拍《和平鸽》。 就在拍摄这部影片的后期,她的病终于爆发了。她在影片中扮演的是护士,在 拍她给伤员验血的一场戏时,别的演员一句台词,触发了她过份敏感、脆弱的神经, 这是导火线,在片场里,她忽然哭闹起来,失去常态,完全错乱了。 直到那年9 月下旬,周璇的神志才渐渐清醒。在她精神病发作期间,发生了一 件事:一个叫唐棣的人出现了,他和周璇之间发生了一段特殊的关系。有关这件事, 我们放在后面来说明。 1951年9 月25日,周璇神志刚清醒过来,就在虹桥疗养院给李厚襄写了第八封 信。 她在信里告诉对方:“我病倒了!真惨,一言难尽……” 这封信里,她仅仅牵挂两件事( 她根本没有把碰到唐棣这个人放在心上,压根 只字没提) : 第一件事是说“小弟弟很好玩,给他取的名字叫敏敏,就叫周敏,生得还端正, 现在寄在剧影托儿所,他们都喜欢他……” 第二件事是,有关李厚襄寄给她的钱,她再三承诺:会归还的。 1951年10月3 日,周璇出院后,给她的香港朋友李厚襄写了第九封,也是最后 一封信。可以说是周璇最后的告白了。 从这封信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周璇周围的朋友都在帮助她,王人美莫名其妙 挨了她一巴掌,但仍上医院探望她,还送书给她。李厚襄也在回信中说王人美的好 话,为其释放心头的疑惑。 但从信的总体上看,她头脑仍处于混乱状态,前言不搭后语,她已经坠落到一 个幻觉世界中去了。因此,信中提到的内容,已经没有实际的考证价值。 她自己也在信的后半段里说: “许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因还没恢复记忆力……” 在这封信的最后,附着这么一段话:“现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万分, 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 前面说过,周璇的信写到后来就像在写《狂人日记》了。语态、句式,也与《 狂人日记》相仿。因此,我们也只能用文学审美的眼光来解读她这几句话的含义了。 前面的几句都好理解。只有最后一句比较晦涩、费解。“他们”,从一个精神 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可以泛指四周的一切她假想中的“有恶意”的人。那么,这 “恶意”,具体又表现在哪几件事上呢? 我们比较有根据的倾向于她在第八封信中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钱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