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岁月(5) 果然,小将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批判了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著作之后,就自己 动手来编写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学术著作,用以在学术界占领阵地,真是“当仁不 让于师”了。 在全国文科方面领先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组织55级学生集体编写了一套 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风靡全国,表现了文教战线的跃进成果,而且 大大地鼓舞了青年学子的信心。复旦大学自然不甘落后,紧接着就组织学生编写出 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同样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复旦中文系还有后来居上的势 头,因为它不满足于单本著作,而是配套成龙,搞起一组系列教材。除《中国文学 史》外,还有《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 斗争史》等。因为这是大跃进时期的新生事物,而且又显示出革命的力量,所以领 导上大力鼓励,出版社也十分支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刚开始编写不久,上 海文艺出版社就派出三位编辑进驻复旦,直接介入编写工作。这在编辑史上也是超 常规的。 但中国的事情,往往要看形势而定。到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好,大跃进已 经落潮,编辑们的热情受到上面的批评,他们的头脑也冷静了下来,结果是这部书 只出了上册,还是内部出版。而更迟一些编成的几部书,如我所参加的《文学概论 》和《鲁迅评传》,则根本不能出版了。 《文学概论》编写组的主力是57级同学,在确定大纲之后,各人分头编写,几 个星期就写出初稿,再讨论,再修改,大家工作得非常紧张,有一次讨论时,金子 信同学突然昏倒在地,把大家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苏醒过来,说是连日劳累,睡 眠太少之故,并没有什么病。由此可见当时的跃进精神,是何等高涨。但这部书定 稿时,统编教材的工作已经启动,此书当然不能出版。系领导让我与57级同学顾希 恩一起,将书稿送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交给《文学基本原理》编写组,作为前期 工作成果。但后来该书出版时根本不提此事,大概觉得我们的书稿质量太差,根本 不值一提吧。 《鲁迅评传》是现代文学组的项目,由鲍正鹄先生指导,承他看重,把我借调 过去做辅导教师。参加人员是56级同学。这部书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鲍先生还 派我与王继权、盛钟健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调查访问,我们除寻访鲁迅在北京的故 居和常去的地方之外,还访问了周作人、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常惠、钱稻荪、 冯雪峰、许钦文、章川岛、唐弢等十多位亲属和知情人,回来后又在鲍先生指导下 研读原著,讨论大纲,然后几易其稿写成。在当时看来,写得还算认真,可惜错过 时机,也未能出版。 已出版的几部书,其实也并非完全由学生编写,都有一些教师参加,《中国近 代文学史稿》则是鲍正鹄先生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指导同学编写而成, 还请青年教师章培恒参加工作。因为当时正提倡学生编书、集体编书,所以教师的 名字都隐而不提了。 大跃进时期的著作,不但内容非常革命,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突破常规,创造 出自己的特点: 其一,组织学生写书,打破著书的神秘感。 过去是学有专长,多年积累,才能著书,但大跃进时期必须打破一切常规,而 且当时还认为,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就是因为他们有业务 专长,这也是他们与共产党对抗,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必须加以剥夺,才能彻底 改造。现在要组织一些初学或未学过该学科的人来写书,就是一种占领阵地的革命 行动。 其二,提倡集体著作,组织大兵团作战。 学问应是沉潜研究的结果,著作乃个人劳动之结晶,但当时却认为,个人写作 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表现,而集体著书则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所以总是组织 编写组来集体写作,几个人分工负责一个章节,许多人分头进行,这叫做大兵团作 战。 一本书同时有许多人在写,当然写得很快。当时以为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精神, 但其实快是快矣,却未必就好。时隔不久,这些著作就为人所遗忘了。试问,现在 的中文系学生和中青年教师,还有谁记得北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和复旦黄皮本 《中国文学史》?倒是当时受批判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又出了新 的版本,说明它至今还有存在价值,——当然,现在重印的是40年代中华书局的初 版本,而不是70年代以儒法斗争为纲的修改本。 大跃进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的集体著作也已风流云散,但由于我们对 这段历史没有好好地加以总结,其中许多想法和做法,还是作为集体无意识遗留了 下来,对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旧产生影响,为害不浅。比如,不肯潜心研究学问, 喜欢做表面文章;不讲究质量的上乘,只追求数量之多;不愿个人付出长期的劳动, 喜欢拉班子集体速成。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大跃进的遗风,目的还是追求轰轰烈烈 的效果。只不过现在不再用“大兵团作战”之类的军事术语,而改为“某某工程” 等工科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