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岁月(6) 大跃进带来大饥荒 大跃进时代总要有大跃进的气氛,凡事总要搞得热火朝天,才能像个样子。最 容易造成气氛的,是挑灯夜战。那时,整个复旦校园里每夜都是灯火辉煌。听物理 系的朋友说,党委副书记王零常常半夜三更跑到实验室里来检查工作,我们文科各 系,也天天晚上由系领导督阵。每到半夜时分,每人还能领到一张就餐券,大家可 到食堂免费就餐。 但到得1960年,这免费就餐券没有了,夜班也逐渐取消了。因为物质供应日益 紧张起来。开始是某些物品短缺,接着,就闹起饥荒来了。 本来,自从1953年下半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这三样东西就开 始定量供应了,但一则当初定量较宽,像我辈男生,粮食定量每月有34斤左右,二 则其他副食品供应较好,油水充足,所以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我在1953 —1957年四年上学期间,食堂根本不用饭票来买饭,而是划卡取菜,主食则随意取 用。1957年毕业后在教师食堂用餐,开始时也是饭菜票不分的,就是说,将粮油票 交给食堂之后,即可随意购买饭菜票,这饭菜票既可买饭,亦可买菜,只要有钱, 随你吃多少。我已记不清何年何月开始将饭票和菜票分开来,饭票以两计算,菜票 以分、角计算,两者分用,不能混淆。也就是说,你付出多少斤粮票,就买多少斤 饭票,不能多买饭了。而感到粮票不够用,则是在1960年初。因为那时大部分农产 品都要凭票供应了。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之外,又增加了肉票、鱼 票、蛋票、豆制品票等,而且供应量很少。肉是每人每月4 两,油是每人每月半斤, 蛋以户计,大户每月2 斤,中户每月1 斤半,小户每月1 斤。过旧历年时则增加一 些分量,并增发家禽券之类。粮食定量也减少了,我从34斤减到28斤,数年后再加 到30斤,妇女更少一些;布票每人每年10尺,还不时要动员上交。还有其他一些日 用品也发票,如线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等,买牙膏则要用旧牙膏管去换,买 电灯泡亦要用废灯泡换。还发有一种工业券,用来买其他紧缺物品,如钢精锅之类。 这些票券,是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好几年,才陆续取消。 上海总算得天独厚,发的各种票券,基本上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好坏之间就 差得远了。平时卖的都是很差的籼米,粮店里偶尔到了一点好米,大家就奔走相告, 排起了一字长蛇阵来;为了买一点稍微像样的鱼、肉、蔬菜和豆制品,也要起早排 队,有时天不亮就起来,也买不到好的。 副食品供应一紧张,肚子里油水不足,人们的饭量就大起来。本来,教师的运 动量小,粮食定量一般是吃不完的,现在却大大的不够吃。每餐都要算着吃,如果 哪一天吃得超额了,就得在第二天省回来。但在当时,多吃几两容易,少吃一两就 非常困难了。有时一顿多吃,就得好几天扣紧。为了应付粮食不够吃的局面,复旦 食堂想出了一种办法,使得饭的体积增大,当时的说法叫做增加出饭率。即先将米 煮得半熟,再放在大蒸笼里蒸一次,使米粒充分膨胀开来。这其实只是骗骗自己的 肚子,刚吃下去时感到饱了,不一会,很快就饿了。但在那种时候,能够暂时欺骗 一下肚子也是好的,所以这种做法还得到了上级表扬。复旦还自己养猪,以弥补食 堂猪肉供应之不足,但是饲料缺乏,无法多养。虽然也曾动员师生去采摘树叶来发 酵作饲料,但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用人粪喂猪,效果也并不佳。 而且,粮票的用量也增加了。本来,到饭店吃饭是不用付粮票的,现在也要付 粮票了;本来,到食品店买糕点也是不用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票了。当时,上海市 区户口每月还发有若干就餐券和糕点券,复旦是郊区户口,这一切都没有,就相差 得很大了。在1959年上半年以前,复旦原属杨浦区,也是市区户口,偏偏到了经济 困难时期,却随着五角场地区,划给了宝山县。陈望道校长为此觉得有负于复旦师 生,一直到临终前还在为复旦划回市区而向市委市府领导力争。但等到复旦终于划 归市区时,这一切差别早已取消了。 那时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些照顾的。因为教授另有肉、蛋之类特 供,讲师也有些黄豆补助,所以被称做猪肉教授,黄豆讲师。后来见到1960年8 月 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的报告中的材料,才知道其中一些具体数字: 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按:指一级教授、一级研究员、一级作家、一级演员等)和行 政7 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 斤、白糖2 斤、甲级烟2 条、鸡蛋3 斤;知识分子 二、三级和行政11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 斤、白糖1 斤、甲级烟2 条、鸡蛋2 斤。至于我辈小助教和广大职工,则不属补助之列,虽然我们早已做着讲师的工作, 但到这种时候,还是按级论价的。 不过比起外地饿死人的惨况来,我们总算是幸运的。虽然大家饿得肚子难受, 有不少人还生起浮肿病来,但毕竟还是挺过来了。 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还得众口一词地说“形势大好”。领导上教 导我们,不能从菜篮子里看形势,不要看现象,要看本质。本质是:我们一天天好 起来,敌人一天天滥下去。党委副书记徐长太在登辉堂做大报告时,说了一句广为 传颂的名言:“目前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什么叫大好呢?它不是小好,也 不是中好,所以是大好!” 那时,从报纸上、从广播中是得不到灾难的消息的,小道上有一些传播,但也 到处在堵塞。我有一位同班同学分配在兰州工作,回沪探亲时约了老同学到我家夜 谈,他讲了一些甘肃饿死人的事,第二天就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散布消极情绪;有 朋友从安徽探亲回来,说起安徽饿死人的事,却受到了批判,说他是对大跃进的攻 击。 不过,毕竟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不能不有一个说法。当时官方正式的说法,叫 做“三年自然灾害”,原因是天灾和苏联逼债。天灾自然是有的,苏联逼还抗美援 朝时购买武器的债务,也是事实,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只是 鉴于彭德怀事件的教训,谁也不敢直言而已。后来传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了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觉得这还算是老实话。但后来打倒刘少 奇时,这却是罪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