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岁月（6）

    大跃进带来大饥荒

    大跃进时代总要有大跃进的气氛，凡事总要搞得热火朝天，才能像个样子。最
容易造成气氛的，是挑灯夜战。那时，整个复旦校园里每夜都是灯火辉煌。听物理
系的朋友说，党委副书记王零常常半夜三更跑到实验室里来检查工作，我们文科各
系，也天天晚上由系领导督阵。每到半夜时分，每人还能领到一张就餐券，大家可
到食堂免费就餐。

    但到得1960年，这免费就餐券没有了，夜班也逐渐取消了。因为物质供应日益
紧张起来。开始是某些物品短缺，接着，就闹起饥荒来了。

    本来，自从1953年下半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这三样东西就开
始定量供应了，但一则当初定量较宽，像我辈男生，粮食定量每月有34斤左右，二
则其他副食品供应较好，油水充足，所以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我在1953
—1957年四年上学期间，食堂根本不用饭票来买饭，而是划卡取菜，主食则随意取
用。1957年毕业后在教师食堂用餐，开始时也是饭菜票不分的，就是说，将粮油票
交给食堂之后，即可随意购买饭菜票，这饭菜票既可买饭，亦可买菜，只要有钱，
随你吃多少。我已记不清何年何月开始将饭票和菜票分开来，饭票以两计算，菜票
以分、角计算，两者分用，不能混淆。也就是说，你付出多少斤粮票，就买多少斤
饭票，不能多买饭了。而感到粮票不够用，则是在1960年初。因为那时大部分农产
品都要凭票供应了。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之外，又增加了肉票、鱼
票、蛋票、豆制品票等，而且供应量很少。肉是每人每月4 两，油是每人每月半斤，
蛋以户计，大户每月2 斤，中户每月1 斤半，小户每月1 斤。过旧历年时则增加一
些分量，并增发家禽券之类。粮食定量也减少了，我从34斤减到28斤，数年后再加
到30斤，妇女更少一些；布票每人每年10尺，还不时要动员上交。还有其他一些日
用品也发票，如线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等，买牙膏则要用旧牙膏管去换，买
电灯泡亦要用废灯泡换。还发有一种工业券，用来买其他紧缺物品，如钢精锅之类。
这些票券，是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好几年，才陆续取消。

    上海总算得天独厚，发的各种票券，基本上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好坏之间就
差得远了。平时卖的都是很差的籼米，粮店里偶尔到了一点好米，大家就奔走相告，
排起了一字长蛇阵来；为了买一点稍微像样的鱼、肉、蔬菜和豆制品，也要起早排
队，有时天不亮就起来，也买不到好的。

    副食品供应一紧张，肚子里油水不足，人们的饭量就大起来。本来，教师的运
动量小，粮食定量一般是吃不完的，现在却大大的不够吃。每餐都要算着吃，如果
哪一天吃得超额了，就得在第二天省回来。但在当时，多吃几两容易，少吃一两就
非常困难了。有时一顿多吃，就得好几天扣紧。为了应付粮食不够吃的局面，复旦
食堂想出了一种办法，使得饭的体积增大，当时的说法叫做增加出饭率。即先将米
煮得半熟，再放在大蒸笼里蒸一次，使米粒充分膨胀开来。这其实只是骗骗自己的
肚子，刚吃下去时感到饱了，不一会，很快就饿了。但在那种时候，能够暂时欺骗
一下肚子也是好的，所以这种做法还得到了上级表扬。复旦还自己养猪，以弥补食
堂猪肉供应之不足，但是饲料缺乏，无法多养。虽然也曾动员师生去采摘树叶来发
酵作饲料，但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用人粪喂猪，效果也并不佳。

    而且，粮票的用量也增加了。本来，到饭店吃饭是不用付粮票的，现在也要付
粮票了；本来，到食品店买糕点也是不用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票了。当时，上海市
区户口每月还发有若干就餐券和糕点券，复旦是郊区户口，这一切都没有，就相差
得很大了。在1959年上半年以前，复旦原属杨浦区，也是市区户口，偏偏到了经济
困难时期，却随着五角场地区，划给了宝山县。陈望道校长为此觉得有负于复旦师
生，一直到临终前还在为复旦划回市区而向市委市府领导力争。但等到复旦终于划
归市区时，这一切差别早已取消了。

    那时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些照顾的。因为教授另有肉、蛋之类特
供，讲师也有些黄豆补助，所以被称做猪肉教授，黄豆讲师。后来见到1960年8 月
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的报告中的材料，才知道其中一些具体数字：
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按：指一级教授、一级研究员、一级作家、一级演员等）和行
政7 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 斤、白糖2 斤、甲级烟2 条、鸡蛋3 斤；知识分子
二、三级和行政11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 斤、白糖1 斤、甲级烟2 条、鸡蛋2 
斤。至于我辈小助教和广大职工，则不属补助之列，虽然我们早已做着讲师的工作，
但到这种时候，还是按级论价的。



    不过比起外地饿死人的惨况来，我们总算是幸运的。虽然大家饿得肚子难受，
有不少人还生起浮肿病来，但毕竟还是挺过来了。

    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还得众口一词地说“形势大好”。领导上教
导我们，不能从菜篮子里看形势，不要看现象，要看本质。本质是：我们一天天好
起来，敌人一天天滥下去。党委副书记徐长太在登辉堂做大报告时，说了一句广为
传颂的名言：“目前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什么叫大好呢？它不是小好，也
不是中好，所以是大好！”

    那时，从报纸上、从广播中是得不到灾难的消息的，小道上有一些传播，但也
到处在堵塞。我有一位同班同学分配在兰州工作，回沪探亲时约了老同学到我家夜
谈，他讲了一些甘肃饿死人的事，第二天就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散布消极情绪；有
朋友从安徽探亲回来，说起安徽饿死人的事，却受到了批判，说他是对大跃进的攻
击。

    不过，毕竟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不能不有一个说法。当时官方正式的说法，叫
做“三年自然灾害”，原因是天灾和苏联逼债。天灾自然是有的，苏联逼还抗美援
朝时购买武器的债务，也是事实，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只是
鉴于彭德怀事件的教训，谁也不敢直言而已。后来传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了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觉得这还算是老实话。但后来打倒刘少
奇时，这却是罪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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