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6) 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 同学,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 乡办学的试点。 山湾办学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 旅游胜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 璧的花园洋房,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 却是一个寂寞的小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 传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 京郊搞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 加了南京大学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 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 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那是后话。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 记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 文系总支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 好些教师下去,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 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 之前,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 系相当不错,但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 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 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 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 础课程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 多讲,写作教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 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 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写“战斗文章”,如批判 “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之类;现代文学课则批判电影《林家铺子》、 《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连外语教学也不能用原来的教材, 而要强调政治性、应用性。 听说在我调去之前,他们还上过一些课,虽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课 之外,就不见他们再上别的课了。一则农忙时节已到,劳动时间加多,同时又开始 建造校舍了,也得自己动手;再则,“战斗任务”也日见其多,劳动之外,大家就 忙着按上面布置下来的批判专题,来写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为上面拟订的批判 计划,准备一些资料。当时正处于批判高潮之中,“战斗任务”自然很多,有时还 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因为大家都住在农民家里,农家的习惯,大白天是不 作兴关门的,决没有朱永嘉为姚文元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资料的那种保密条件, 所以他们在搞些什么,一望便知。记得有一次,看见有几位同学忽然看起朱东润先 生的《张居正大传》来了,这自然是为了批判朱老作准备。果然,“文革”初期复 旦党委抛出来批判的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中,就有朱东润先生在内,而撰写《张 居正大传》,即是他的罪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