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园里炮声隆(3) 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 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 条说 :“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 ’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 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 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 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 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 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 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 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其地位和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 都在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之上,徐景贤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 学生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徐老三”。这里对他们的“集体造反”提出了怀疑。 又如第9 条和第10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 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 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月二 十三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 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 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 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用大字报制造舆论的同时,红革会还直接付诸行动。他们在1 月27日深夜至 28日凌晨,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去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在抓捕时,徐景贤和 联络站的人提出抗议,当然无效,写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 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连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车,拉到复旦之后,再把王志常 赶走,将徐景贤单独关押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绑架徐景贤”事件。第二天,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赶到复旦,自愿陪同徐景贤一起囚禁。 因为正是他,把红革会的人引到徐景贤的房间的,他的到来,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 也希望能助徐景贤一臂之力。所以1 月30日贴出的《七问》大字报,是徐、郭二人 共同署名的。郭仁杰原先在复旦哲学系担任过总支副书记,后虽调离复旦,但在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曾回到复旦造反,与红革会某些头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说服红革会头头改变态度。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没有私 谊可言,何况,这时打张战役已经发动起来,不是谁能够停得下来的。 红革会的头头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抓住徐景贤,张春桥必然感到 威胁,非跳出来不可。果然,在得知徐景贤被扣的消息之后,张春桥马上采取措施。 先是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打电话给红革会头头,要求放人,结果无效;于是又派上 海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兵到复旦要人,这更激起红革会的愤怒,指责张春桥派兵冲 击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张春桥被迫亲自出场,他和姚文元一起来到上海展览馆红 革会总部,试图说服红革会头头。但是这些头头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他们跳上台去, 高喊口号:“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并且 直斥道:“你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对于姚文元, 则想采取分化政策,叫他“不要奴隶主义”。这实在有些天真,当然不能取得什么 效果。红革会的人提出要给中央打电话,而且指名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中 的一位听电话,张春桥不同意指名要他们接电话,说要打电话只能打给王力,由他 转达。这更引起了红革会的怀疑,质问道:“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双方互不让 步,相持了6 个小时,毫无结果。这时已是29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当晚,红革会召回走向工厂、走向社会的战士,在复旦登辉堂召开“高举毛泽 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另几派造反组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简称“红三司”)和以“孙悟空”为核心的“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 也都一起参加。本来,在“打杨战役”之后,造反派几派组织矛盾日大,逐渐发展 为内战,不但大字报上你来我去,互相指责,而且还在登辉堂进行通宵辩论,闹得 不可开交。现在,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却又自动地联合起来了。胡守钧、安文 江、劳元一等几个头头争相发言,提出各种疑问,表示战斗的决心,于是会场的气 氛愈来愈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明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 批斗张春桥。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因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种 先例的。 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 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 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 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 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 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