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犯了“可恶罪”（2）

    张春桥要整胡守钧和“炮司”的人既然由来已久，当然也如司马昭之心，路人
皆知。但是为什么把我也放在胡守钧集团里整，而且还抬得很高，说我是他们的军
师，是决策人物，就连我自己都有些莫名其妙了。开始我还以为是工宣队的情报搞
错了。但听听批判会上揭发我的材料，似乎他们什么情报都没有掌握，所揭的无非
是些鸡毛蒜皮之事，如：在游泳池里，我与两个“胡守钧小集团”的人边游泳边谈
话；我的学生从新疆回来，到我家做新疆拉面吃，胡守钧跟着来吃过一次面；我到
南京看女儿时，周谷声陪我游了一次石头城，等等。但是，这些生活小事却都归结
到一个要点上，就是：吴中杰通过种种接触，为“胡守钧小集团”出谋划策；或者
说，“胡守钧小集团”干什么大事都要征得吴中杰的同意。内容的琐碎和题目的惊
人，完全接不上榫，显然，是工宣队定好调子要这些人揭发，于是他们只好把与我
的几次见面一一作了交代，连点头打招呼、寒暄问好都往“出谋划策”这个纲上挂，
其牵强附会，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

    尽管牵强附会，缺乏材料，毫无根据，但他们还是将我定为“胡守钧小集团”
的黑谋士，而且一定要把各种材料都改造得适合于这个罪名。记得1955年批判胡适
的时候，许多文章都指责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是实用主义的伪科
学，其实，胡适是讲“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还是
比较符合科学精神的。他的考证文章就有许多材料作为证据，并非信口乱说。但现
在呢，工宣队的做法简直是“胡乱的假设，粗暴的求证”了，或者根本就不要什么
证据，也不知这该称为什么主义。大概“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给他们的印象太
深了，他们认为胡司令的身边总该有个刁德一，所以就把我派作胡守钧的黑谋士，
称我为刁德一式的人物。这简直是按照剧本来指派生活的角色了。

    但是，为什么要派定我来扮演刁德一这个角色呢？我在什么地方触犯了他们？

    在一次小型批斗会上，我终于恍然大悟了。这次会，参加的人数不多，不是为
了制造声势，而是为了追查问题。他们翻来覆去地追查的就是一个问题：1967年初
我两次去找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目的何在？谈些什么？整理了哪些材料？

    呀，原来他们怀疑我在整姚文元的材料。

    说起此事来，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一切业务活动，而
我却还记挂着我的鲁迅研究工作。除了钻研鲁迅本人的作品，阅读二三十年代的报
纸刊物外，我还访问过许多当事人，姚蓬子就是其中之一。我之访问姚蓬子，并非
因为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而是因为他曾经是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活跃人物，且与
鲁迅有过接触，鲁迅还赠过他一首诗：“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
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但在我访问姚蓬子时，姚文元已是中央文革小组
的重要成员，姚蓬子也被保护起来，不准别人随便找他了。我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他。
姚蓬子很健谈，第一次没谈完，他又主动约我再谈一次。他谈得很坦率，不但谈了
左联情况，介绍了鲁迅赠诗的背景材料，而且还主动谈到他转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后，在天津被捕的事。为了避免嫌疑，我当然不提姚文元，但在当时，姚文元正是
他的骄傲，也是他的保护伞，他自己把话题引到姚文元身上。自然，讲的是姚文元
从小如何聪明伶俐之类，决不会损害他的形象的。但即使如此，我却成了“炮打无
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嫌疑犯。无论我怎样解释，说这是为了研究鲁迅而进行访问，
但工宣队总是不肯相信，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文学研究是怎么回事。按照他们的逻辑，
你如果不是整姚文元的黑材料，找他父亲干什么？既然你找过姚蓬子，而且又谈到
他被捕的情况，这就是整姚文元的黑材料。如果你要研究鲁迅，鲁迅自己的作品还
不够你读的，要去看30年代报纸杂志干什么？你看30年代报刊，一定要整张春桥的
黑材料，甚至是整江青的黑材料。他们不但如此怀疑，而且在批斗大会上就是这样
质问我的。哦，他们还怀疑炮打时学生们抛出的张春桥历史材料是我提供的，所以
才那么抬举我。

    还有一件事也与此有关。就在我被隔离之前不久，1969年年底，《解放日报》
约我编一组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语录，一不留心，我把鲁迅在书信中批评姚逢
子的话也编了进去，因为内容有相通之处。虽然并没有点姚逢子之名，但鼻子特灵
的人马上就嗅到了。这组语录一见报，就传来一个消息，说市革会朱永嘉说这组语
录有问题，在查问是谁编的。当时我听过就算了，并不在意，现在才知道问题的严
重性。



    我终于明白，自己是犯了“可恶罪”！

    鲁迅写过一篇十分简短而又非常尖锐的文章，叫《可恶罪》，文中说：“我以
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我先
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
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记得1968年
春天的那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领导者曾经给胡守钧扣上许多似是而非的罪名，
我看完批胡专栏大字报后，曾经对知己的学生说过：“胡守钧其实只不过犯了‘可
恶罪’，因为他炮打张春桥，使上峰感到可恶，这才一条一条定出罪状来。如果不
可恶，他这些材料都上不了纲。”想不到这“可恶罪”如今也落到我自己头上了。
既然我成了“可恶的人”，当然就难逃挨整的命运。至于放在“胡守钧小集团”这
个案子里整，还是以别的什么名义来整，那就带有随机性了。现在“胡守钧小集团”
案是上海市第一大案，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又是连体婴儿，我既被怀疑整姚文元
的黑材料，当然也属于炮打张春桥一案的要犯，把我放在这个案子里整也是必然的。

    当悟到这一点时，我才觉得自己原先以为工宣队情报错误，等待他们查清后来
解脱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什么错误，什么罪状，都是假的，既然是“可恶
的人”，还怕定不下罪名？古人不是早就说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看来，
这是一场持久战，得要定下心来，与他们慢慢地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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