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犯了“可恶罪”(2) 张春桥要整胡守钧和“炮司”的人既然由来已久,当然也如司马昭之心,路人 皆知。但是为什么把我也放在胡守钧集团里整,而且还抬得很高,说我是他们的军 师,是决策人物,就连我自己都有些莫名其妙了。开始我还以为是工宣队的情报搞 错了。但听听批判会上揭发我的材料,似乎他们什么情报都没有掌握,所揭的无非 是些鸡毛蒜皮之事,如:在游泳池里,我与两个“胡守钧小集团”的人边游泳边谈 话;我的学生从新疆回来,到我家做新疆拉面吃,胡守钧跟着来吃过一次面;我到 南京看女儿时,周谷声陪我游了一次石头城,等等。但是,这些生活小事却都归结 到一个要点上,就是:吴中杰通过种种接触,为“胡守钧小集团”出谋划策;或者 说,“胡守钧小集团”干什么大事都要征得吴中杰的同意。内容的琐碎和题目的惊 人,完全接不上榫,显然,是工宣队定好调子要这些人揭发,于是他们只好把与我 的几次见面一一作了交代,连点头打招呼、寒暄问好都往“出谋划策”这个纲上挂, 其牵强附会,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 尽管牵强附会,缺乏材料,毫无根据,但他们还是将我定为“胡守钧小集团” 的黑谋士,而且一定要把各种材料都改造得适合于这个罪名。记得1955年批判胡适 的时候,许多文章都指责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是实用主义的伪科 学,其实,胡适是讲“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还是 比较符合科学精神的。他的考证文章就有许多材料作为证据,并非信口乱说。但现 在呢,工宣队的做法简直是“胡乱的假设,粗暴的求证”了,或者根本就不要什么 证据,也不知这该称为什么主义。大概“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给他们的印象太 深了,他们认为胡司令的身边总该有个刁德一,所以就把我派作胡守钧的黑谋士, 称我为刁德一式的人物。这简直是按照剧本来指派生活的角色了。 但是,为什么要派定我来扮演刁德一这个角色呢?我在什么地方触犯了他们? 在一次小型批斗会上,我终于恍然大悟了。这次会,参加的人数不多,不是为 了制造声势,而是为了追查问题。他们翻来覆去地追查的就是一个问题:1967年初 我两次去找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目的何在?谈些什么?整理了哪些材料? 呀,原来他们怀疑我在整姚文元的材料。 说起此事来,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一切业务活动,而 我却还记挂着我的鲁迅研究工作。除了钻研鲁迅本人的作品,阅读二三十年代的报 纸刊物外,我还访问过许多当事人,姚蓬子就是其中之一。我之访问姚蓬子,并非 因为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而是因为他曾经是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活跃人物,且与 鲁迅有过接触,鲁迅还赠过他一首诗:“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 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但在我访问姚蓬子时,姚文元已是中央文革小组 的重要成员,姚蓬子也被保护起来,不准别人随便找他了。我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他。 姚蓬子很健谈,第一次没谈完,他又主动约我再谈一次。他谈得很坦率,不但谈了 左联情况,介绍了鲁迅赠诗的背景材料,而且还主动谈到他转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后,在天津被捕的事。为了避免嫌疑,我当然不提姚文元,但在当时,姚文元正是 他的骄傲,也是他的保护伞,他自己把话题引到姚文元身上。自然,讲的是姚文元 从小如何聪明伶俐之类,决不会损害他的形象的。但即使如此,我却成了“炮打无 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嫌疑犯。无论我怎样解释,说这是为了研究鲁迅而进行访问, 但工宣队总是不肯相信,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文学研究是怎么回事。按照他们的逻辑, 你如果不是整姚文元的黑材料,找他父亲干什么?既然你找过姚蓬子,而且又谈到 他被捕的情况,这就是整姚文元的黑材料。如果你要研究鲁迅,鲁迅自己的作品还 不够你读的,要去看30年代报纸杂志干什么?你看30年代报刊,一定要整张春桥的 黑材料,甚至是整江青的黑材料。他们不但如此怀疑,而且在批斗大会上就是这样 质问我的。哦,他们还怀疑炮打时学生们抛出的张春桥历史材料是我提供的,所以 才那么抬举我。 还有一件事也与此有关。就在我被隔离之前不久,1969年年底,《解放日报》 约我编一组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语录,一不留心,我把鲁迅在书信中批评姚逢 子的话也编了进去,因为内容有相通之处。虽然并没有点姚逢子之名,但鼻子特灵 的人马上就嗅到了。这组语录一见报,就传来一个消息,说市革会朱永嘉说这组语 录有问题,在查问是谁编的。当时我听过就算了,并不在意,现在才知道问题的严 重性。 我终于明白,自己是犯了“可恶罪”! 鲁迅写过一篇十分简短而又非常尖锐的文章,叫《可恶罪》,文中说:“我以 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我先 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 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记得1968年 春天的那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领导者曾经给胡守钧扣上许多似是而非的罪名, 我看完批胡专栏大字报后,曾经对知己的学生说过:“胡守钧其实只不过犯了‘可 恶罪’,因为他炮打张春桥,使上峰感到可恶,这才一条一条定出罪状来。如果不 可恶,他这些材料都上不了纲。”想不到这“可恶罪”如今也落到我自己头上了。 既然我成了“可恶的人”,当然就难逃挨整的命运。至于放在“胡守钧小集团”这 个案子里整,还是以别的什么名义来整,那就带有随机性了。现在“胡守钧小集团” 案是上海市第一大案,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又是连体婴儿,我既被怀疑整姚文元 的黑材料,当然也属于炮打张春桥一案的要犯,把我放在这个案子里整也是必然的。 当悟到这一点时,我才觉得自己原先以为工宣队情报错误,等待他们查清后来 解脱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什么错误,什么罪状,都是假的,既然是“可恶 的人”,还怕定不下罪名?古人不是早就说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看来, 这是一场持久战,得要定下心来,与他们慢慢地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