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真亦假(1) 果然,我的问题很快就升级了。尽管揭不出什么材料,还是把我关进了隔离室。 同是隔离审查,看守在学生宿舍和囚禁在隔离室是不一样的。不但待遇有别, 而且显示出问题严重性的差异。罪名较轻的,看守在学生宿舍,虽然不能自由活动, 但毕竟生活在人群中,外界的情况多少能够了解到一些;罪名较重的,就关进隔离 室,那实际上是一所私设的监狱,进到这里面,就真正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了。 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学生宿舍看书,我的专案组组长刘家国、工宣队连长袁瑞 云和军宣队莫某人一起走了进来,由袁瑞云带头,先训斥我态度顽固,不老实交代, 然后宣布,说我的问题十分严重,马上关进隔离室。当下就要我收拾行李,把我送 到了隔离室。 当时复旦园内隔离室不止一处,我被送到学生宿舍十号楼。这里整整一层底楼 都腾出来做隔离室,又从工厂里调来一批民兵——当时叫“文攻武卫”——轮班看 守,气象十分森严。我被押进去后,先在值班室登记,然后由一个民兵带到一个房 间。这个民兵个头很大,孔武有力,但见到我这个文弱书生却如临大敌,态度严厉, 气氛紧张。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大字报上把我们描绘成一伙亡命之徒,所以他很警 惕吧。我放下行李后,本以为可以铺床休息了,不料他却还有许多训示,而且要我 交出除《毛泽东选集》之外的一切书籍、纸张,以及小刀、钥匙、剃须刀等等,最 后,还要我解下裤带、鞋带,只留下一根很短的绳子,让我刚够将两个裤袢拉在一 起,使裤子不致掉下来。我知道,这是防我自杀。我心里感到好笑,但却笑不出来。 等到一大批押送的人都走掉,咔嗒一声,民兵将房门反扣起来,我才定下心来 细细地看一下房间。在复旦生活多年,学生宿舍我是很熟悉的,只是这间房子除了 一桌一凳一张床铺之外,别的东西都已搬掉,就显得空空荡荡。墙上没有装饰画, 只有几条标语,写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类 标语最近见得多了,也并不显得触目惊心。令人讨厌的是窗玻璃大都涂上了红漆, 对外的玻璃窗只留下最上面一格没有上漆,可以透进光线;朝走廊的门玻璃,只留 下一小块没有漆,那是为了监视用的。这就使人有与世隔绝之感。窗外小道是学生 上食堂的主要通道之一,时时有人走过,但外面的行路声和讲话声却反而衬得房内 更加寂静。复旦沉浸在一片怒喊中,有谁能理解我们呢?我的心感到分外的寂寞。 复旦正经历着烦躁的不眠之夜。我们被关在隔离室里写交代材料,许多教师和 学生被驱赶上“阶级斗争的战场”,通宵写大字报。虽然双方处于对立的地位,其 实大家都不过是扮演某种角色的傀儡,编剧和导演在康平路市委大楼里。而那些头 头们也处于紧张状态,据他们看来,“小集团”这伙人太顽固了,只肯交代鸡毛蒜 皮之事,不肯交代实质性问题。而抓不住实质性问题,就定不了案,场面搞得愈大 就愈难下台。这是从大会小会上的训斥声中可以推论出来的。 他们忙着寻找突破口,而突破口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何穆写给邱励欧的一封信 和陈建炜、孟金瑛编辑的《远方战友通信集》。高音喇叭整天播送着通令、战报, 并摘要地播送这两份材料。他们认为何穆的信是“胡守钧小集团”的反革命纲领, 而《远方战友通信集》则是反革命秘密刊物和联络图。 我没有看到过这两份材料,从广播中引用的片段看,何穆的信无非是对现实情 况的一些不满,如说“我对清队(按:指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和方向是始终怀疑 的”,还有对于前景的一种预测,如说“以后要多少时候,恐怕会有一场很大的变 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种集团、派别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而在对外 地落后状况的指责中,还透露着对上海和复旦的留恋:“从复旦情况的改变,可见 上海在运动中是走在前面的,出了上海看看外地,简直无法与上海相比,哪里有像 以前我们在复旦那么民主。新上台的则公开声称自己一贯是正确的,什么原则和政 策都是没有的。什么辩论、大字报,拳头和子弹就是真理。上海确实是有一些现代 文明的,这跟它长期受影响有关的。外地的工人与上海工人相比,简直是道道地地 的农民。”至于《远方战友通信集》,则纯粹是大学毕业生缅怀旧情的产物。这些 材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革命的计划、纲领和联络图之类。何况,计划和纲领, 一般应该是由该集团的首脑提出,再经全体会议或核心会议通过,才算有效。现在 既然认定胡守钧是反革命小集团的第一号人物,而这个“反革命纲领”,却是某一 个成员写给第三号人物的私人信件,这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 但逻辑学和法学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显得分外无力。一旦当权者宣布何 穆的信是“胡守钧小集团”的反革命纲领,这便是铁定的事实,尽管胡守钧、周谷 声在批判会上都声明没有看到过这封信,而邱励欧则拿出材料来证明她一开始就不 同意何穆信中的观点,但这一切均不发生效力。就凭这些材料,胡守钧及其伙伴们 已被确定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小集团。 缺口是由何穆的一封信打开的,分化瓦解工作当然也就从何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