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室里修炼(4) 真是开卷有益,认真读这些书的确有助于提高认识。然而,对现实政治却更加 怀疑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现实政治中有许多讲法 和做法恰恰与此相反,这怎能不使人怀疑呢? 比如,马克思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 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848年—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对于这一观点有过更详尽地发挥:“恰巧某个伟大 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一情况完全是种偶然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 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并且这个替代是会出现的,—— 也许是较好些或较差些,但经过一些时间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 人做了那被战争弄得疲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性。 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充当的。这点可 由如下一点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个人:恺撒、 奥古斯特、克仑威尔等等就是如此。如果说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把它发现了,那末 梯也里、民耶、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等,便是证明有许多人都 已在力求达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就是表明做到这一点的时机已 经成熟了,而这一发现必定要被作出来的了。”(《致亨·施塔尔肯堡》)马克思、 恩格斯的观点很明确:是时势造英雄,并非英雄造时势;是时代创造思想,并非思 想创造时代。印证历史,这种理论的确符合事实。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彻底的, 他们在阐述理论观点时,并不把自己当作例外处理,你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对 于唯物史观的发现时,既没有脱离时代条件,也不抹杀别人的功绩。而我们那些理 论家和权力者们呢? 又如,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 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 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些对立仅有相对的意义:凡今天被承认是真 理的东西,都有现时隐蔽着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凡现在被 承认是谬误的东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做真理;那被断定 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 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是的,世界是一个历史过程,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可是林彪却将毛泽东思想鼓 吹成顶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切都要按毛主席的话去办, 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去执行。这哪里有一点辩证法的成 分?怪不得他们不但将历史上的一切思想家全否定光,而且连马克思的书都不准读。 他们的言行是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的。 更令我震惊的是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 是现实的”这个原理的分析:“黑格尔的这一原理,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 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才是合理的,才是符合于理性的。 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不中用的,而且尽管不中用,仍旧继续存在,那末, 政府的不中用,就可用臣民那相应的不中用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着他 们所应该有的政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岂不是说,中国 目前这场劫难,正是不中用的臣民所应该有的。这话虽然尖刻,但细想起来,却也 很有道理。当“文化大革命”起来时,虽然人人自危,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个个被 拉下马来,但有谁曾用手中的权力表示过抗争呢?他们抱着侥幸之心,想到的只是 自己如何保住乌纱帽。而在全国老百姓中,救世主思想、权力崇拜现象不是普遍地 存在吗?这样,顶峰论和个人崇拜才有市场啊? 这几本书我过去也曾读过,为什么对这些话竟没有注意,有些话虽然在学理上 也研究过,但却没有联系现实作思考。可见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大抵人 总需经过一些磨难,才能变得聪明一些。 在读了那几本书之后,我对前途颇为乐观。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看,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的,事情做过了头总会走向反面, 目前这种混乱局面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纵看历史,在历史的长途中大家都是来去 匆匆的过客;俯察人生,在人生舞台上,每个人都是演员,是非功过,时间会作出 最公正的评价,自吹自擂是无济于事的。我不能气馁,头顶上的乌云终会散去的, 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我每天仔细听新闻联播节目,密切注意形势的变化。但是除了连篇累牍地不点 名批判陈伯达之外,别的也听不出什么名堂。我们的案子仍旧拖着,除了王志惠常 常与看守和专案组争吵之外,隔离室相当的安静,大家都磨出性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