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风雨劲且冽(4) 在干校里,人分数等,这就给某些人以一种错觉,仿佛他们是革命依靠的对象, 所以表现得特别积极。其实这是工宣队的策略,用以分化、利用而已。当时有大班 子、小班子之分,小班子是继续任用的,大班子则等待运动后期处理。市委、市政 府里的干部,参加市革会工作的是小班子,“四个面向”和下放干校的是大班子; 学校里的教师,参加教育改革,给工农兵学员上课的是小班子,下放到工厂、干校 的是大班子。所以,在工宣队看来,干校里的学员其实大都是处理品,所不同者, 仅二等品、三等品和等外品的区别而已。但也许有些人内心有危机感,所以表面上 更要装得积极些,将别人当作垫脚石,希图爬到高处去。这样,在规定的各种项目 之外,常常还有自选动作表演。上文所说的对王中鼓吹吸烟言论的批判,便是“革 命群众”自动抓住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王中用巧计应付,批过也就完事了。有 些劳改对象比较认真,敢于硬顶,斗争便愈演愈烈,往往酿成奇观。国际政治系的 徐志新的确是条硬汉子,从把他揪出来,戴上“为反复辟学会翻案小集团的为首分 子”的帽子以来,他就没有认过错,到干校以后,也常常把管教小组的管教顶回去。 有一回,在气氛比较缓和的时候,有一位“革命群众”,为了省钱,去找他理发, 但此事却被指责为混淆阶级阵线,拉拢革命群众,连那位找他理发的“革命群众” 也赶忙站出来批判,并声称找徐志新理发是为了试验他是否会加害革命群众,他是 手握拳头,随时准备斗争的。徐志新当然不会买账,就辩了起来,于是从理发的本 事拉开,专批他的“恶劣态度”,最末,是那位“革命群众”将粪桶挂在徐志新的 脖子上进行批斗。这种做法,真是别出心裁。但实际上也不过是古代戴枷示众的流 衍,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创造发明。 就这么批批斗斗、锄锄挑挑,一晃过了半年。第二年春耕时节,一天晚上,我 刚洗去身上的泥水,准备休息,副排长把我叫出去谈话,说是清查“五·一六”分 子的运动开始了,学校要调我回去继续审查,叫我准备一下,明天有车子来接。我 “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俎上的肉,任人宰割而已,有何话可说。我们相对沉 默了片刻。这位副排长是高我一年级的同学,平时大家还过得去,这时两人相对, 他想表示一点关心,就说:“你何必那么死心眼,有些事承认下来有什么了不起, 你看某某人自己往自己头上倒脏水,把自己骂得狗屎不如,最后不是也没什么事吗?” 我觉得对他解释什么或争辩什么都是多余的,仍然以沉默来结束这次谈话。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闷热的夏天又被关在隔离室里受煎熬。我打 了一个寒颤,惊醒了。是的,天气渐渐转热了,再关进隔离室是不好受的。但我无 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只好硬着头皮去闯。我所能做到的,是赶快多准备几本书,以 免在隔离室里再受无书可读之苦。 这次被调回去受审查的,仍是同来的四个人。好在没有再进隔离室,这回是半 隔离。工宣队向我宣布,所谓半隔离,就是不准出校门,校本部内可以走动,回家 拿东西要请假。我被安排在六号楼底层走廊旁边的一间学生宿舍里。那时,原来的 学生都已毕业,工农兵学员招进来还不多,所以宿舍很空,给我一个人住一间,旁 边还有许多空房间。有些房间还住着别的审查对象。有一次,在洗澡间碰到潘啸龙, 他也是“红三司”的头头,我们同一派,很熟的,大概也是被揪回来审查的。我们 彼此看了一眼,没有打招呼,大家默默洗完澡,各自走开了。我知道,虽然让我单 独住一间房,而且可以在校内自由走动,其实是有人监视的。我的房间靠着过道, 人们来来往往,都可以看到我在房内的行动,而且在校内也未必没有人跟踪。我想, 他们也许是钓鱼之计,看看我会跟什么人接头。其实我无须联络,也不想与人接触, 干脆利用这段时间用功读书吧。于是,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天就读上十三四个 钟头的书,而且就坐在窗前明显处,让监视者可以看见。白天当然只能读马列著作, 到夜深人静之后,则读点文学作品来调剂一下,这是我乘回家取衣物之便带来的。 刚回来时,还批斗过一两次,后来工宣队不来找我,我当然也不去找他们。我 忽然想起《西游记》里唐僧与某国法师在高坛上比坐功的故事,觉得颇为有趣。好 在我的坐功一向不错,每天坐着读14小时的书并不以为苦。这样比拼了三个多月, 终于还是他们耐不住性子来找我了。 来的共有三个人:两名工宣队员,一名受工宣队信任的教师。他们坐定之后, 为首的就问: “这一阵子你都在干些什么?” 我随手指了指满台子的马列著作说:“我在认真学习马列。” “调你上来是让你参加运动,继续交代问题的,不是叫你来进修的。你倒好, 大字报也不看,交代材料也不写,一天到晚坐着读书。” “毛主席号召我们认真读书,学习马列,这是头等大事。”我毫不客气地顶了 一句。 “学习马列当然很好,但是理论要联系实际,要把你的问题交代出来。” “我想不出有什么好交代的,所以先读点马列,提高了思想再说。” 工宣队员明知我是搪塞,但我说得冠冕堂皇,他又不好说不准我读马列,所以 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位陪同他们前来的左派教师开腔了: “你不要耍花腔,你当我们不晓得,你读马列是当业务书来读,还是在搞你的 文艺理论,你是幻想还有一天会重登讲台,再写文章。” 毕竟他是知识分子,懂得知识分子的心理。只可惜他不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为 知识分子说话,反而利用他对知识分子的了解来帮助工宣队整知识分子。有人说, 整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知识分子,此言不诬也。 “怎样理解,随你的便,反正学习马列总没有错。” 我自知这个回答是无力的,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好在工宣队并不深究, 因为他们此来是另有目的。 “既然你回到学校里来不肯交代问题,那么还是回到干校去边劳动边接受审查。” “我的问题已审查了一年半了,为什么还没有结论?我要求有了结论后再回干 校去。我愿意在这里等。” “你不彻底交代,叫我们怎么做结论?后天你跟车回干校去,总不能让你在这 里一直关门读书吧!” 工宣队的态度较前缓和多了,但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我知道他们也 不过是执行者,我的事不是他们决定得了的,也就不再争执了。 这次回干校的审查对象只剩下了三个人。历史系的程显道在这次审查中自杀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只看到校内大标语上写着:“程显道自绝于人民,死有余 辜!”那几年,复旦常有人被迫自杀,人们的神经都麻木了,但我还记得从干校被 押回来时他那木然的面容,也还记得在干校劳动时他悄悄地对我说过:“朱永嘉是 决不会放过我的。”现在,他终于解脱了。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