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2）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
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
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
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 
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
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
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
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
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
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
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
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
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
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
》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
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
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
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 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
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
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
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
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
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
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
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
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
[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
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
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
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
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
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
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
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 他还不明
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
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
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
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
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
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
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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