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服曾文正”(3)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
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
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
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
当代和后世。毛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
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
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毛泽东也评价甚高，在1915年9 月
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
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
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
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
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
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
文章家，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
》，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
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
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
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
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桐城派古
文影响清代300 年，直到民国不衰。笔者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沙读高中时，国文老
师是一位与袁仲谦同时在一师任过教的举人，用的教本便是这部《古文辞类纂》，
他是绝对不允许学生做白话文的。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
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
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
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
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
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
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
》偏重于文，曾书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
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
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
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是1917年4 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
的《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
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
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
少。”看来，毛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17年8 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的长信中，提到一个“大本大源”问题：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呢？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
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
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
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以
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
毛在信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
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
国藩的在内容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几年来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
在1917年8 月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袁世凯、孙中山，
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而且
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军的战争，这是很值得思
考的问题。

    曾国藩本来是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出境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
成燎原之势。湘军同太平军作战中，打的败仗很多，因而曾不止一次要自杀。王闿
运在《湘军志·营利篇》中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
败。”说的是曾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还不如他的部将。事实也正是如此。战
争的结局，湘军获胜，太平军失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
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
员群众的，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
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
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就从这
里大做文章，《讨粤匪檄》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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