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李秉喆在考虑自己是否具备能力建立国际性肥料工厂时，是在60年代初。当时
李秉喆得知日本愿意提供该项目的商业贷款，经过一番分析，他将合作公司敲定德
国为投资贷款的对象国。然后经过多方交涉，他又成功地与德国的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 ）公司达成协议。然而就在此时，韩国国内爆发了4.19运动，所有计划又随
着当时形势的剧变化为泡影。祸不单行，李秉喆在经营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时购得
的银行股，也在1961年军事政权的强压下全部上缴国库，所以肥料工厂的建设成为
泡影也是理所当然的。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开始掌握国内最高政权。朴正熙上台后发现，
如果不首先恢复国民经济，发动几次政变也无济于事，因此他的军事政权的所有首
要政策都是按照恢复经济的需要制定的。

    1963年，朴氏政权决定按照李秉喆最初的构想建立肥料工厂，并请三星负责此
事。但是当时三星投资到银行股票上的资金已经全部上交给国家，即使能够申请到
国外的贷款，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国内资金，因此三星不得不婉拒了政府的这一请
求。为此，当时的朴正熙经济企划院长官张基榮下令，全力支援三星的肥料工厂建
设。站在执政者的立场来看，国家经济不恢复，当初发动政变时打着的“革命”的
口号也将是有名无实，因此必须倾尽全力恢复经济。

    建厂所需的外汇，三星可以凭借从以往业绩上建立起来的信誉和韩国政府的保
证来获得。但是问题在于内资的不足，为了筹集到足够的内资，三星需要得到政府
许可，进口限制性商品，并在国内流通该商品。当时进口的商品中有一部分未经过
正常的程序就流入了国内市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星走私事件”的真实原因。
在内资不到位的情况下采取了这种方式，给三星的事业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

    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长期持续成长的企业”都是靠企业本身的资金来维持
和展开事业的，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李秉喆也深知这一点。但是，对事业强烈的
欲望，加上当时国家的进口外汇近半数被用在肥料进口上，这一事实给了李秉喆极
大的刺激，让他沉浸在非理性的想法之中，认为我们非自己生产肥料不可。但是，
一方面由于当时工厂建设稍有起色，社会上对国家经济恢复重新建立起了自信，另
一方面国内对军事政权也开始有了反抗情绪，要求没收三星的财产以使“革命”正
当化。李秉喆在内资没有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轻易做出了建立肥料工厂的决定，
虽然为此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社会上的这两种复杂的情感，却最终导致了建厂计
划的流产。

    企业家对事业的强烈的愿望，无疑是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这些
欲望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作后盾，不管是李秉喆还是其他任何商业奇才，
都只会为世人留下失败作为教训。

    三星风格李秉喆的第三次失败是由于开展了与三星的体质，即与三星的企业文
化不相符合的事业。随着三星规模的扩大，周围开始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
“做这行好！”，“做那行也挺有发展前景的”等等，下级职员也开始纷纷贡献自
己的点子，“应该向这行发展”，“应该向那行发展”。这些开辟新事业的建议，
最后成为三星未能针对龟尾（地名）的特点恰当处理好问题的主要原因。

    此话怎讲呢？打个比方，比如三星现在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如果要建
设一间工厂，就必须找一家建筑公司。假如双方签订好合同后，这家建筑公司却由
于本身的原因不能按期完工，不能履行合同的规定，又或者是使用了合同规定之外
的材料进行施工，这时当然拿他们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违约而无计可施。所
以有人建议最好的方法是三星自己开一家建筑公司。这样类似的建议一时之间接连
不断，本来也是情理中事，但是相同的建议不停地听到，加上当时三星也确实疲于
与建筑公司周旋，李秉喆自己也认为开一家建筑公司不错，于是就并购了一家建筑
公司。然而当时建筑公司要运营成功，靠的就是“融通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
样作为三星最大特点的“周密性、管理的彻底性”就只能退居其次了。在这样的现
实面前，三星无法保持自己的运营特色，理所当然地碰到了大难题。建筑业的特点
和三星人熟悉的处事方式的不一致，致使三星建筑公司一直萎靡不振，虽然现在三
星建筑已经步入正轨并取得了较大成果，但与三星一直以来在这一行业倾注的时间
和努力相比，实在称不上是成功。也许是由于经受了建筑公司的挫折，李秉喆往后
在构思新的事业发展方向时，总是首先从三星的机制开始分析，即，首先考虑该项
事业是否与三星人的价值标准、处事方式、企业文化等一致，这在新事业开始之前
的评定标准上，占据着最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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