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篇

    他写道：日本由利公司项目负责人：

    关于本田先生说的那项工作，前几天我问过铃木小姐，她告诉我她正在从事那
项工作。今天由利公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铃木小姐并未从事那项工作。我想知道
现在铃木小姐正在干什么，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书面答复。

    另外，如果这项工作属于我，那么周末我将不休息，从事这项工作，以不误计
划。王发哥

    日本人这时都是明哲保身，野川科长不理王发哥的请求，本田先生气得坐在自
己的座位上，说：“是所有的丹麦人对待工作都是这样的，还是只是他这样做……”

    说了半天，可能觉得还不足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就对我说：“李，我前几天跟
他说时你在场是不是，你是不是听见了他答应了我他要在今天做完这个工作。”

    老实说，他们俩当时用英语交谈的，但是，本田先生的英语实在不敢恭维，讲
时又是结结巴巴，说一句话少几个词，让人听了，将yes 理解成no是丝毫不奇怪的。

    我夹在两头，我不想对本田先生的话做任何评价，没表态。

    办公室在场的几十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在议论。

    野川不理王发哥的请求，我和王发哥关系不错，想帮他，所以将那份电子邮件
的内容给野川解释了一遍，又将我接电话时王发哥的要求说了一遍，但他还是置之
不理。

    我没一点办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那位西班牙人也知道了这件事，了解我的处境，走过来对我说：“李，他（王
发哥）想要那位小姐在干什么的调查让他自己去问别人要，你不要给他去要，你再
去的话，别人会这样的。”

    说着，他做了个打别人一耳光的手势。

    这个西班牙人和王发哥关系不错，但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的建议让我觉得很
感动。我觉得欧洲人还是有正义感。听了这话，我也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
有，实在是太奇妙了。

    王发哥的请求没人理，我也尽力了。

    当天，本田先生又气又无法，还没人理他，不论怎么说，他都有推卸不了的责
任，早早地回家了。

    野川先生也不表态，忙着自己的事情。这事情怎么解决也不知道。

    在日本就是这样，出了事情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谁的责任，大家都要和和气气
的，怎么办也不知道；但欧洲人好像更直率，更勇于在失败中总结问题，积累经验。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我给王发哥打电话，问候他的病情。

    等到星期一上班时，一切好像都没发生过。大家又和和气气，这就是日本的奇
妙之处，但从此以后，本田先生要和王发哥讲话时，王发哥一定要求我在场，替他
们翻译。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王发哥，我和另外几个人在开会。

    进度晚得实在不行了，野川科长来调查我们的新计划。日本人的计划经常改，
我很少看那些东西，计划是数天就有一个版本，这是野川科长的工作。

    关于项目的计划及时间等问题应问本田先生，但问他是白费，他什么都不知道。

    野川科长来后，直接问王发哥，王发哥告诉了他设想的项目计划及有关的时间
表，野川科长听不懂英文，又需要我来翻译。

    会完后，会议记录、项目计划及时间表的整理等工作应是野川科长的工作，但
他不懂英语，再加上很多地方也不明白，没办法整理当天的会议记录，他让我来写。

    日本公司是论资排辈，他干的年头长了，也当上了个科长，但他给大家添的麻
烦远比他起的作用更大，日本人更不喜欢他。

    我说我没写过会议记录，不知道怎么写。

    野川科长说：“李，你拿我以前写的会议记录参考一下。加油干，写出来。”

    我也推不过去了，只能写。跟着野川科长去了他的座位，他拿出几份会议记录
让我复印一下，参考着写会议记录。

    复印完后，我拿着野川科长给我的原稿准备还给他，离他座位差几步路的地方，
碰见了高原科长。

    高原科长见了我，问我：“李，你干什么呢？”

    我说：“野川科长让我写一个会议记录，我不会写，他给我了几份他写的会议
记录，让我参考他写的会议记录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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