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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回泰国治病

    我要到泰国去，我要躲避，我要逃亡，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没脸见人。我要把
从泰国带回来的家当全部收拾进旅行箱。哪怕是一根鞋带，我都统统带走，甚至在
泰国买给我父母的礼物，我都抢走。我不想让父母看到这些东西伤心。

    在泰国，我率先采用了鸡尾酒疗法。

    在媒体开始关注我对小路的采访以后，香港的一位教授给我来信，信中称呼小
路为一名勇士。他说：“捎上２０００元钱，不是同情与可怜一位艾滋病患者，而
是感谢一位作战在人类艾滋病战场最前方的勇士。”

    就在我采访小路之后，《家庭》杂志的一位编辑来深圳组稿，他是我１０年前
的同事。我们在咖啡厅相对而坐，我向他谈起了小路和水珊，他专注地听着，良久
不语。就在我心里泛出失望之时，他突然眼中放亮，问道：“你有采访录音吗？我
想听听。”

    我淡淡地说：“我不仅有录音，而且已经整理出了１８万字的初稿。”我感觉
他的脸上浮起一种难捺的兴奋，“你把稿子给我们《家庭》发，我们要让广大读者
了解、尊重和关心艾滋病人，因为他们也是人。”

    他急切地要我把稿子给他，我答应了。将他带到我的住处，他一页一页地看着，
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说：“你今天不回广州了？”他这才抬手
看了看表，已是晚上九点。他收起书稿说：“一部好稿，一部好书。我回去汇报，
马上给你回音。”

    就在《家庭》杂志第１０期刊载了《我和艾滋病人有个约会》第一期之后，我
收到了一位香港电子工程教授托人捎来的信件，他随信附上２０００元人民币，拜
托我转交给小路。

    他在信中称呼小路为一名勇士。他说：“捎上２０００元钱，不是同情与可怜
一位艾滋病患者，而是感谢一位作战在人类艾滋病战场最前线的勇士。说到底，小
路是第一批殉难者。他从死人堆中顽强地爬了起来。他是战士，代表着全人类与Ｈ
ＩＶ病毒作战。而我们只是后勤，我们必须支持他，支撑他，而不需要他的感激。”

    “我们要感谢小路替我们作战。既然是战争，必然有伤亡，即便倒下了，也是
作为战士倒下，是人类的光荣。”他鼓励小路勇敢地存活下去，多活一天，就是一
天的胜利，时间越长胜利越大。

    当人们对他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冷落和遗弃时，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路，我不知道
他接到这笔钱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对人们冷漠的仇视，还是对自己生命的
绝望？

    就在我与小路频频相约之时，正是小路的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他的免疫功能
低下，全身各个系统感觉不佳，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出门工作。

    水珊的双手曾因在泰国打工时与塑胶条摩擦发生感染，导致皮肤皲裂坏死，她
也不能再打工了。对于这对相亲相爱的小夫妻来说，吃药打针要钱，租房吃饭要钱，
没有经济来源，他们的生活很快陷入危机之中。我曾经支持过他２０００多元，那
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我萌发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我要帮帮他们！尽我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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