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1)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

　　“哥哥不是吹牛皮”这话本来是四川小知青摆龙门阵时的口头禅，他们的原
话是“哥哥牛皮不是吹哩”，像是唱歌一样，“索索哆哆发索拉西——”。想必
是在四川的茶馆书场里，说书人话音刚落，半拍之后，惊堂木就会响起，给整个
乐句加上一个高音“哆”，和一个完美的休止符。近年来，这句话在不知不觉间
也成了我的口头禅。

　　不知不觉我今年已经62岁了，我们这一拨是最后一批“生在旧社会，长在红
旗下”的人了。人们都说人越老，对往事记得越清楚。我讲的这些“过去的事情”
真的不是吹牛皮。不过，在我们云南西双版纳，“吹牛”的意思也不光是说大话，
它还含有北京话“侃大山”的意思。我是搞纪实摄影的，平时就讲究一个“真”
字。回想当年虽如梦似幻，却都是真实的经历。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时代际遇，这
么多像坐过山车一样揪心的人间悲喜剧，咋就都让咱碰上了呢。

　　小时候，大人都叫我安哥，让我觉得特占便宜。如今，20多岁的新闻、摄影
界同行朋友也都叫我安哥，让年逾花甲的我仍觉得年轻，心里也很受用。不过，
用广东话说，我这就叫做：“大不透。”常有同行小朋友问我：“安哥这名字真
好听，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我的小名就叫安哥，我的曾用名叫彭安哥。我
两个弟弟叫安弟和安末。现在，安哥成了我的笔名了，我身份证的名字叫彭振戈。

　　1957年我曾代表“祖国的花朵”给来华访问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献过花。本
来，我还有可能被选上在国庆节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的。可是，第二年，我的
爸爸和妈妈被打成“右倾”和“右派”，被送去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动改造。
于是，我11岁就成了一家之长，饱尝社会的炎凉。

　　上中学的时候，我一直到18岁上高二了还入不了共青团，理由十分充分：就
是因为没有和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三反分子”的“摘帽右派”的
母亲划清界限。于是在全国学雷锋和学清洁工时传祥的运动中，我利用节假日和
寒暑假到东城区的清洁队参加了五十多次掏粪劳动，每次一干就是八个小时。哥
哥不是吹牛皮，北京东城区几乎所有的胡同，我都曾背着粪桶去掏过大粪。

　　1966年8 月和10月，“文革”初起的时候，我分别和两拨同学以“大串联”
的名义游历了全国十来个省的城市和山河。在去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和四
川的旅程中，我还随身带上了一支短竹笛和一架日产PETRI 2.8 相机。这两个物
件仿佛在冥冥中为我规划出人生的轨迹。

　　1968年2 月，我21岁时从北京跟着同学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东风农场当知
青。在那里，我和来自北京、昆明、上海和四川的知青与云南的退伍兵、湖南的
支边农民以及现役的“军管”干部们相濡以沫地生活工作了七年。1975年，我28
岁时“回城”来到了广州。记得当年离开西双版纳时我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甚至
连行李都不要了，赶快找了朋友开的卡车，坐在车斗里装着的木材上，一路风尘
地赶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农场给的路费和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了
广州。当年只惟恐形势有变害怕走不成。奇怪的是，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不由自
主地逢人就讲西双版纳，连做梦都想到西双版纳。可以说，我有着浓厚的西双版
纳情结，毕竟，我的“花样年华”是留在了西双版纳的。

　　我回城到广州后，先是当了四年工人，1979年我32岁入行当新闻摄影记者，
终于干上了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开始时我被安排到偏远的梅县地区锻炼，当时的
工作是采访之后要自己冲胶卷、再寄底片回广州发稿。一去就好几个月不能回家，
住在当地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间房里可以住四到六个人，房间里也没有电视。
晚上忙完工作，除了看书、写稿，就是隔着蚊帐跟各行各业来出差的人聊天，说
着说着就会聊到西双版纳。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了，我滔滔不绝直说到最
后别人都睡着了，自己反而兴奋得睡不着了。

　　80年代初，单位里来了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听说我是从西双版纳回城的知
青，沈宏菲问我：“那里的风景很漂亮吧？”我说：“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牛屎
成堆……”于是我又开讲了。等听我讲完以后，他们往往感慨地说：“经历也是
文化呀！”这样我和这帮比我小十来岁的年轻记者们一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
口”下，共同见证了这大时代的千姿百态。当我1988年7 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举
办自己第一个影展时，沈宏菲帮我起的题目就叫做《中国：开放百态》。

　　1988年底，我奉调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六年里，走南闯
北踏遍祖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在采访和组稿中，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在
旅途中，大家经常海阔天空地吹牛，以增广见闻，交流信息。

　　1994年底，我又调回广州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广州的媒体是全国最早
市场化的，行内的竞争日益激烈。于是，各家报纸、杂志竞相招募了大批来自全
国各地的“才子、才女”。我和这些同行小朋友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爱在酒足饭
饱之后侃大山。记得美国小说《廊桥遗梦》流行的时候，小朋友们总是追问我走
南闯北时的风流逸事，还夸我身材苗条、身手矫健，样子“酷呆了”。于是我借
着酒劲儿，清一清嗓子，站起身，亮个相，然后开吹：“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
年，在西双版纳我曾经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演出完了之后，我们吃夜宵的时候，
陈凯歌是来蹭饭的……后来，在2002年平遥摄影节，我的影展虽然只得了个铜牌
奖，但是，我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给我颁奖的嘉宾除了外国专家，还有巩——
俐！”

　　小时候，我本是笨嘴拙舌的漂亮男孩，到如今已是整整五十多年过去了，当
年那个不太会说话的小男孩，如今却常常在酒桌上带着满脸沧桑向同行小朋友吹
牛皮、侃大山。过后，我自己又有些自惭，是不是“吹”过头了，就像在西双版
纳时，四川女知青“小歪”常说的话：“你的面皮像城墙倒拐啷个厚！”不过，
我自认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尤其是在我18岁快入团的时候，学校团委书记声色俱
厉地对我说：“你不老实，你没有交代你父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的言行……”此后，我更加不敢说半句假话了。其实，我也不仅是吹我自己的
传奇经历，也吹我的前半生中遇到的那么多好人、好朋友和好师长。

　　1999年，《广东画报》改版为《城市画报》，副总编沈颢邀我去做兼职图片
编辑。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已是中国报业知名的记者和编辑了。我们在工作之
余聊起了我正在把20年记者生涯的经历和摄影作品编成一本书，他问我：“书名
叫什么？”，我说：“叫《中国：开放百态》。”他说：“这个名字太老土了，
你应该叫《邓小平时代》。”于是，我把我的书名定为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因为我认为：战争时代是英雄的时代，而这年头，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升斗小民
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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