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2) 我们打球的地方在二楼,隔成好几个小厅,地上是木地板。队员来自各个学 校,教练姓关,是个退役的运动员。关教练曾带我们去先农坛体育场参观国家乒 乓球队的训练。我参加的是二级班,准备考二级运动员的,其他队员都已经通过 了三级运动员的考核了。每星期四放学后去体校练习,我跟老队员们练了一段时 间以后,有时也能赢他们一盘。但关教练不让我们多打比赛,主要还是练习基本 功——搓球、削球、推挡和抽球。没过多久,我就可以把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们都 打赢了,只有郑昭明(外号叫小红脸儿)、王树理和吴剑平,跟我打是互有胜负 的。我们几个还组队去什刹海体校和市少年宫体校打比赛。我们和什刹海体校比 赛虽然输了,但比分还很接近。而跟少年宫体校比赛,我们则输得很惨,难怪他 们那里能培养出世界冠军庄则栋了。 初中一年级和三年级,我都得了优良奖状,优良奖状的标准是:各门功课年 终总评只允许有两门得4 分,其他都要求是5 分。初二时,我因为要在课余去上 业余体校打乒乓球,功课耽误了一点。年终总评多了一门4 分,没能得到优良奖 状,十分可惜。因为如果三年连续得优良奖状,就可以得银质奖章。如果本人再 政治进步,能入共青团或当班干部,就可以得金质奖章。得了金质奖章,升高中 就可以免试保送上名牌高中。 我的语文老师王广成 初三那年,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一位教政治的老师,人挺和气。我们班已有同 学入了共青团。我也开始申请入团。那时候,申请入团要向组织交代家庭的历史 背景。老师知道我爸妈是右倾分子和“摘帽右派分子”,便让班里的团干部找我 谈话。我就对他说,我爸妈是冤枉的。团干部向老师汇报以后对我说,我这样的 态度不好,要跟家里划清界线。他的说法和我爸妈说的不一样。 那时候,我妈正在写翻案的材料。因为要送上级的很多部门,我妈就让我帮 她用复写纸抄写。她给我讲了很多侨委大院里的内幕和1957年到1958年反右派斗 争的情况:我爸的主要“罪状”是在运动中为下级机关的中国新闻社的领导开脱 罪责,还有他在广东、福建等地考察后支持了当地政府为侨乡的华侨地主退回在 土改中被没收的房屋;而我妈的主要“罪责”则是在国家极需外汇的时期,她在 经过广泛调研后,设计了一套政策,根据海外华侨所寄赡家汇款的多少,发给侨 眷侨汇券,用侨汇券可以在国家指定的商店购买当时很紧俏的日用消费品,这套 政策既可以鼓励海外华侨赡家汇款,又能进一步改善广大侨眷的生活。在很多侨 乡,因为地少人多,历史上就有很多侨眷是靠侨汇生活的。这套政策是经周恩来 总理亲自批准后在全国实行的,即使在反右斗争以后,这套政策也仍在实行。我 妈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给我扣的帽子是‘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 我妈还告诉我:把我爸和我妈打下去的是那时从外地新调来侨委的副主任一伙。 本来,廖承志主任是因为同情他们在当地挨整才把他们调来侨委工作的,但他们 来了以后就与廖主任争权。而我爸和我妈又是廖承志手下的得力干将,所以,搞 掉我爸和我妈是他们蓄谋已久的。我妈说:“廖承志是个公子哥,斗不过他们… …”以上这些,我当时怎么能向班主任和团组织讲得清楚呢? 我那时才15岁,也没有太往心里去,我还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呢。反正以后等 我爸妈的冤屈解决了以后再入团也不迟。 有一次,我路过雍和宫,在国子监的牌坊对面,挨着红墙旁边有一个小院落, 门口挂着“中国国术社”的牌子。我进去看了一下,院子里有人在练武术。一个 老武术家,大概60岁,腰板很直,正在那里指点大家练武。我近前跟老武术家说 :我也想学,他说可以,每个月要交3 块钱。 那时我妈已摘了“右派帽子”,我爸也重回北京工作。他们虽然都被降了两 级,但我爸的工资还有近200 元,我妈也有100 多元,我家的收入还是比普通人 家要多很多。所以,我跟他们说要练武术,我爸很支持。安弟听说了也要去,于 是每天早晨,我就骑车带着安弟一起去练武。虽然一个月才学了七八个动作,十 分单调,但我已经感觉到浑身很有劲。早上练完以后去上学,不知不觉自行车被 我骑得飞快,被北新桥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喝令后,我才猛醒、减速……后来我 才知道,教我的老武术家是中国八极拳有名的拳师,叫陈子江。我学了三四个月 以后,因为初三年级功课越来越紧,就没有再去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