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相濡以沫的日子(11)

　　听说后来又有昆明的知青去那条河砍竹子，他们两个人撑一个筏子。由于当
时已是雨季，河水很大，水全是黄的浊的，筏子冲得特快，又常碰到岸边的石头。
有一个坐后面的知青双手扶着筏子两边掌握平衡，只觉得河边的石头蹭了他的手
一下，可当他抬手一看，手指头已经少了一个……

　　第一个在西双版纳丧生的同学

　　凌瑜是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劳改
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读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
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印象里，白天他总是打着赤
膊挥着锄头，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肌肉丰满的背影不时在山间显现。晚上，他总
是在蚊帐里就着马灯的光看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
冉·阿让的影子。在那场政治运动中，他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有“投靠”
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坚韧地劳动、工作。

　　1969年中，他报名去了一个偏远的新建生产队。听说每天他总是最后一个下
山，还要扛一棵干树送到伙房当木柴；饭凉了就用开水泡一泡吃。平时，他总是
默默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1970年的3 月15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从分场场部走10多里路到
他所在的连队办事。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
病得很重了。当时，他的同班同学王惠民正在他们生产队当卫生员，给他吃了药，
似乎稳定了一些，我们和队里的老工人们都说要抬他去医院，但他坚决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经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还有一个老工人
一起用担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场卫生院，医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机把他送去小街
的总场医院。

　　两天以后，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们55个北京知青几乎
都聚集到前哨分场场部，围在凌瑜的遗体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个大的黑色棺
材里。女同学们围坐在周围，手里不停地扎着白花。我已记不清，那一夜我们是
怎么过的，只记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开完追悼会，男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队的小山上，上
山时，有同学把我换下来，我回头一看，送葬的队伍约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
老大娘不时地在抹眼泪。

　　掩埋了凌瑜，举行完仪式以后，已是中午时分。人们散去的时候，军代表宋
天明叫我们北京知青留下。他讲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过去的事谁也不要
再提了，谁提谁负责……”

　　时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过去的事写出来，已没有什么责任好负了。

　　“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

　　1969年下半年，陆续从北京、上海和昆明来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对来
说像他们的方言语调一样，比较憨厚淳朴。北京来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
的比较多，还有小学“老六年级”（即1966年他们所上的年级）的。这些小孩特
能侃，一来就跟我们吹：说他们的父母下“五七干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
乡了，他们这些小孩便没人管了，经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或者是一身“军绿”，
骑着带转铃的自行车，结帮打架，动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讪女孩
子。就像后来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表现的那种生活。上海知青个
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净，对生活很讲究。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往往可以各自
用塑料布隔出一个两平方米的小天地：竹笆床旁是一个木的行李箱，这种木箱北
京和上海知青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约90公分宽，60公分高，他们用土坯把它垫高，
再用花的塑料布铺上去，布置成一个床头柜或梳妆台，然后在上面弄一些小摆设，
有些还洒上花露水，显得很雅致，用现在的话说叫很“小资”。他们一般就比北
京和昆明的知青要显得娇气一些，所以刚来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或者皮肤被蚊虫
叮咬后长疮的比较多。在农场，各地来的人不论老工人还是知青，大家都是讲各
自的方言。别的方言大家都还能听得懂，而上海方言外地人就听不懂了，像听外
国话似的。但那时候，大部分上海知青虽然会说普通话，可即使当着很多其他地
方的人，他们之间还是讲上海话，让别人感到很尴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生产
队里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上海女知青的门口，常常高高地挂着刚洗
过的花内裤和乳罩，随风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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