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节：相濡以沫的日子(12)

　　当大批知青来了之后，需要领导管的事太多了，领导就顾不上来批判我们了。
因此我们“老北京”的处境相对好了一些。加上凌瑜积劳成疾去世之后，老工人
和“老四川”、“老昆明”知青们就更加同情我们了。当时造反派已经掌了权，
派系斗争相对少了，领导对我们也就没以前那样凶。

　　1970年的一天，领导通知我带上笛子到分场的业余宣传队报到。原来宣传队
里缺少乐手，就让我去吹笛子。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我在六队跟很多人都混成了
好朋友，而且我认为宣传队有很多节目是派性宣传。但上边下的是“死命令”，
前哨六队已经把我除名了，好在有冯黎明也和我一起去，他是去拉手风琴的。

　　分场宣传队是业余的，编在五队里的一个生产班组，大约有十几个人。我到
了宣传队，晚上开会的时候，总场管宣传的领导训话说：“目前，六个分场都组
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各自编排一台节目，除巡回演出以外，还将参加总场
的汇演。”他突然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滚！”那
意思显然矛头是对着我的。

　　等领导走后，大家都来对我表示了友好，并相互自我介绍。队长张裕豪比我
大一岁，是在昆明长大的山东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的大眼镜，其貌不扬，大家都
叫他的外号：“张瞎子”。他声音洪亮，身材很魁梧，待人很豪爽，是1963年初
中毕业后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到东风农场当了知青。他告诉我，是他调我来宣传队
的，那个总场管宣传的领导原先是农业中学的老师，也是从昆明支边来的，他的
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和张裕豪是宣传队里年龄最大的，很谈得来，后来成了终生的好朋友。那
时候我刚学会抽烟，我们俩经常坐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聊天到深夜。
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山东，土改时父亲被划为地主，他就被过继给在昆明作小
商贩的姑姑家。1958年以后，生意越来越难做，姑姑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了。
于是在1962年他初中毕业后，就报名上山下乡来到了西双版纳。那时候他才16岁，
热情似火，积极上进，样样活计都不肯输给别人，很快就成为生产模范，还入了
团。他还特别爱写诗，尤其喜欢激情洋溢地朗诵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诗。宣传队的
朗诵词、对口词以及“三句半”等都是他写的。上山干活“张瞎子”是一把好手，
又争强好胜，无论是干活或演戏都要跟别人比高低，而且经常比赢。我们跟着他
干，样样活计都不会输给其他人。

　　我们在编排节目的时候不用上山干活，或者只上半天工。队里的主要骨干是
“文革”前从昆明、重庆来的老知青，也有一些新来的昆明、北京和上海知青，
还有两个湖南老工人的子女。我除了吹笛子以外，还应邀客串演些对口词或者跳
个舞什么的，编导们都夸我台风很好。1969年3 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珍宝岛
打了一仗，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我们就排了个节目叫《珍宝岛》，编
舞时需要一个冲锋的场面，我就设计了一个搭人梯的场景。搭人梯的时候，我自
告奋勇蹲在第一个，冲锋的“战士”第一脚先踏在我的肩背上，然后再冲上其他
人的肩膀排成的人梯。一开始，他们都不敢上，怕把我踏坏了，我就鼓励他们：
“别怕！冲！我是练武之人呀！四川话讲，我这叫‘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
有干筋儿！’。”我给大家“提虚劲儿”。很快，冲锋号一响，“战士们”就都
能冲过去了。当时，我们这六个小伙子搭的人梯还挺壮观的。

　　我们的节目在汇演时很受欢迎。

　　“一巴掌煳在大腚上！”

　　1970年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改成军垦农场，俗称兵团，正式名称叫中国人民
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师部在景洪。我们东风农场改为二团，团部在
大勐龙。前哨五队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五营五连。与
此同时派来了很多现役军官来当连长或指导员，农场原来的干部的衔头前面都要
加上“代理”两个字。这些现役军人来自支援越战的战场上。他们在越南、老挝、
柬埔寨、胡志明小道等战场上，已久经沙场了，个个都身经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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