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节：回城，成家(5)

　　有一次，我们这帮人约了另外一帮人，在荔湾湖比武。上场都是单打独斗，
完全不戴护具，打得很激烈。其中一对，对方的鼻子被打出血了，衣服也撕破了，
还在顽强地死缠烂打。围观的人们也兴奋地给他们叫好打气，我就在旁边抓拍了
一张照片。刚拍完，就有人喊：“警察来了！”我们呼啦一下全跑散了。跑到公
共汽车站，刚才交手的双方选手还握手告别，对方的选手边抹鼻血边与他的对手
说：“下次再打！”

　　后来听说，对方那圈子里有不少人偷渡去了香港，有些还成为当地黑社会的
“省港旗兵”。还听说有些人偷渡不成被抓回来了。

　　时隔不久就听说香港拍出了一系列电影，叫《省港旗兵》。我拍的那张照片，
成为广州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记忆。

　　我们袁老师可没有偷渡，后来他的老婆孩子都投靠亲戚移民到美国，他也没
有走。在1980年全省举行第一次自由搏击比赛的时候，袁老师是广州市的召集人、
教练。他至今仍在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体育馆里教拳，还是广州新东方武术
总会的主要召集人之一。

　　1976年的广州

　　1976年，广州的高压政治空气更淡了。常有朋友从北京或云南来广州，他们
总能带来一些小道消息。“四五”运动，我们已经听说了，但广州没见什么动静。
两个月后，两位北京原侨委大院的朋友先后来广州探亲。先是薛永康，他是著名
风光摄影家薛子江的儿子；后来又有粘伟强，是印度尼西亚归侨子弟。我们是小
时候在一个大院一块儿玩大的。他们把一包底片交给我，并且告诉我，这是他们
拍摄的“四五运动”的底片。他们说，北京查得很紧，这些底片是偷偷藏在暖水
瓶胆里，才把它们保存下来。当时广州可没那么紧张。正好我已经在家里装好了
一个暗房，他们把底片交给我保管以后，我就在家里挑着放大了几十张。这些照
片，纪录了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情况和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后来，薛、粘两人都移民去香港了。1978年，中央给“四五运动”平反了以后，
他们将照片和底片取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的专刊上发表了。那份专刊
薛永康还送给了我一本。在发表那些照片时他们仍没敢用真名，而是用的化名。

　　我在广州第一个摄影朋友可能就是赵大军了。我们是通过李新民认识的。赵
大军比我大一岁，是“文革”前北京工业大学大一的学生。他为人低调，长得又
高又瘦，那时在广州科研单位工作。他的专业是光学，所以他对相机镜头的性能
了如指掌。他给我们讲起摄影化学来，也是头头是道。我对胶卷的伽玛曲线，以
及化学药品的化学纯、分析纯等等的了解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在我们单位给
他车了几个标准砝码，还把他的天平调高了精度。

　　我们三个朋友，经常起大早骑单车上白云山去拍照。他们俩经常是四点来钟
就骑着车从东山来到泰康路我家的楼下，站在街当间儿扯着嗓子喊：“安——哥！”
我一边答应，一边穿上衣服、背上相机跑下楼去。我知道，今天一定是拍风景的
好天气了。到了白云山，我们就边拍照边推车上山。到了山顶拍了晨雾，又拍日
出。等到天大亮了以后，我们再骑车下山，然后分头赶在八点之前回单位上班。
有一个星期，我去了三趟白云山，赵大军去了五趟。我这三趟一共才拍了五张135
的底片，在暗房里把拍过的底片抽出来再剪下来，冲洗、放大，然后拿到赵大军
家里，我们各自摆出自己的作品相互品评。我们虽然是一起去拍照的，但每个人
拍的照片都不同。

　　我们后来去过两次清远县的飞来霞。最远还去爬过湖南的衡山。

　　赵大军告诉我，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就坐在学校的大树下看书；到
“大串联”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游历名山大川，一路上有个同学讲起那
些名胜和它们的典故，如数家珍。谈到摄影，他喜欢薛子江的风光；喜欢黄翔拍
的黄山；喜欢蔡俊三的静物……后来经薛永康的介绍，我们去拜访了蔡俊三。蔡
俊三是30年代就很著名的摄影家。1977年他已经80多岁了。老先生在上世纪40年
代和薛子江等摄影家是香港沙龙摄影界的佼佼者。上世纪50年代，薛子江在大陆
的中国新闻社任摄影记者，蔡俊三也在广州定居了。他的家在广州大沙头码头附
近。在他家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许多风光和静物的摄影作品，他还拿出许多当时
刚刚出版的香港《摄影画报》给我们看。这在当时的内地，是很难得见到的。那
时候，国内的报纸上的照片都是那种“假、大、空”的“为政治服务”的照片。
看到陈复礼、简庆福等香港沙龙摄影家们的作品，真是耳目一新。我们还听蔡老
先生讲了一些他们这一辈的香港沙龙摄影师当年的一些趣事。那应该是上世纪40
年代中，抗战刚结束时，香港有一班火车，早上6 点20分从尖沙咀开往新界。这
帮摄影师每天就乘这趟火车到新界的乡村和海边去搞创作，8 点多钟他们又乘回
程的火车赶在9 点钟之前回公司上班。当时他们号称自己是“六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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