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回城，成家(6)

　　通过《摄影画报》，我也知道了它的出版人陈复礼。陈复礼先生是越南华侨，
也是个成功的商人。1960年他创办了香港《摄影艺术》杂志，1964年创办了《摄
影画报》杂志。在当时，做这么精美的摄影杂志肯定是要赔钱的，可见陈先生
“发烧”得够可以的。他和当时的执行编辑麦烽以及潘日波、罗苏民、简庆福、
黄贵权，还有邱良、冯汉纪等摄影师，把当时香港沙龙摄影的氛围经营得特别温
馨而文气，至今都让我很羡慕。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香港沙龙除了文人画意的传统
以外，还有以法国摄影家布勒松提倡的“决定性的瞬间”主导下的纪实摄影的传
统，他们的镜头也关注民生和市井生活，尤其是陈迹、麦烽和邱良等人的作品颇
显功力。我至今还记得他们拍的渔家生活、工业展览会和香港闹水荒时的百姓等
照片。可以说，那时候的香港是中国摄影界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八
九十年代，在香港的画意摄影影响下的内地主流摄影，如今看来多了许多艳俗、
唯美、商业气息和匠气，少了那份文气和关注民生的情怀。这都是后话了。

　　1977年的春季广交会时，我爸爸告诉我：他的朋友、港商陈复礼是世界著名
的摄影家，要我带上作品去向他拜师学艺。在东方宾馆，陈复礼先生耐心地给我
指出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并给我以鼓励。改革开放后，因我父亲和陈复礼都是政
协委员，常常见面，我也有机会不断看到陈复礼先生的最新大作，如《井冈山》、
《黄山》，还有后来的《九寨沟》等。

　　我就这样玩起了沙龙摄影。那时，搞风花雪月的摄影还有“小资产阶级情调”、
“自由化”之嫌，正统的摄影展览和国内的报纸上的照片都是那种“假、大、空”、
“高、大、全”的“为政治服务”的照片。

　　毛主席去世后不久，从北京和香港来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朋友们串门的频
率越来越快。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哥们儿郭晓鸣、胡龙沙、徐立昕（外号老傻）、
李新民（外号老土）等来到我家，很神秘地把门先关好，向我们全家告知一个重
要的消息：“‘四人帮’被抓啦！”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当时，我妈刚从
北京搬来，她还很害怕，生怕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被外人听见。我爸只是听着，
不说话。我和我弟弟都非常兴奋。朋友们告别我家以后，又骑车去别人家“传播
小道消息”去了。

　　没过多久，小道消息真的变成大道消息了。全城的老百姓都上街游行庆祝，
我家楼下的泰康路上人头涌涌……

　　我记得是第二年的春节，广州全城的老百姓都在放烟花、爆竹，天空都被映
照得红彤彤的了，那叫痛快！

　　30岁那年，我终于有老婆了

　　1977年，我已经30岁了。自从我妈也来到广州以后，她就紧着为我到处托人
找对象。我的一帮哥们儿也都出动了，可是相了好多个也谈不成。家长都坐在旁
边，双方都怪紧张的。我妈说：“你看人家安弟都已经谈了一大串了，这安哥连
一个也还没谈上呢。”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那时候的广州可不像现在这样满街都是靓女如云，有点
姿色的姑娘都愿意嫁个有“南风窗的”。连女知青都有去偷渡的。再说，人家本
地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我初来乍到的连广州话都不会说，当然就难点儿。何况，
哥哥不是吹牛皮，咱在西双版纳可是见过世面的，我们那儿可都是来自全国几个
最大城市的知青，有成千上万好姑娘。北京姑娘大方、泼辣；上海姑娘漂亮、会
过日子；成都和重庆的女孩聪明、伶俐；昆明女生淳朴、贤惠。我这西双版纳的
兵团宣传队队长的眼光能低了么？怎么也得按我们队里能歌善舞的女队员的模子
来挑不是？不过这话可不能跟我妈说。其实，我的心里也急着呢，知青里数我们
“老高三”的年龄最大，都30岁了，能不急吗！再不急，好的都被人家挑走了，
拣剩儿去吧。

　　终于，王江洲他弟弟王海宁的单位来了一个刚回城的女知青，叫张小萍，28
岁。她是回老家江苏宜兴插队的，在那里待了七八年，还参加过县的宣传队唱样
板戏。她的父母是南下干部。通过海宁，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相片。她的照片是一
张大一寸的标准相，样子还行。于是，江洲、海宁的妈当媒人，我们在他们家见
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约会。记得那时候我正在电影机械厂学徒，上夜班。所以
我和小萍时常相约中午在流花湖公园见面，那里离她的单位比较近。最近小萍还
笑话：我们当年第一次约会，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相互之间还保持着那么宽的距
离。我妈对小萍挺满意的，老在催我快点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在旁边听着的
“老土”趁我妈不在的时候教我：“安哥你别太老实了，老是干坐着谈。女的喜
欢你动手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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