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节：蹲在“南风窗”见证80年代(9)

　　我想，如今我妈妈应该放心了，过去她设计的侨汇政策只能解决侨眷的生活
问题，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侨汇成了侨眷们生产自救、发家致富的“第一
桶金”。

　　我妈半身瘫痪已卧床六年了。她失语、失明，但头脑清醒。组织上给她平反
的时候，她哭着唱起了没有词的《东方红》和《国际歌》。来看望她的人们说：
“你妈妈的嗓子真好。”

　　1983年，我曾去东莞采访，那里到处还是一片水乡景色，农民出门就划船，
傍晚收工的时候，他们划船回到村头就纷纷跳进河里游泳、洗澡。难怪那时东莞
是全国有名的“游泳之乡”，许多游泳冠军都来自东莞。东莞县靠近香港，有不
少港澳的商人开始在这里投资办厂，办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概括来说，叫“三
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有大批农村的剩余劳动
力进入工厂做各种工，有织毛衣的、手工制作灯笼的、组装手表的、服装加工的，
在车间案头常见到挂着一顶顶当地客家妇女戴的有黑色裙边的斗笠。

　　东莞是个鱼米之乡，当地传统工业主要是制作烟花爆竹，还有用莞草编地毯
和工艺品。三来一补的企业越来越多以后，老的企业就越来越少。当时香港的工
业也开始起飞，更新换代很快，作为加工区，它的劳动力不足，很多工厂就陆续
往大陆搬，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

　　到了80年代中期，东莞当地的劳动力不够用了，于是就到粤北山区和贵州、
广西等地去招工。我1988年再去采访的时候，当地已经有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的
二十多万名外来工了。到了90年代中，更有多达上百万人了，和本地人口一样多
了。

　　90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台湾著名摄影师阮义忠到深圳《现代摄影》杂志社
去见社长李媚和北京摄影师吕楠。李媚打电话托我从香港帮吕楠买一批柯达黑白
胶卷带过去。我们在深圳相聚之后，阮义忠说他想第二天找个传统乡村去拍照，
我就向他推荐了东莞的水乡厚街和道窖，第二天他和吕楠就打的士去了。后来我
问他那里怎么样，他愁眉苦脸地埋怨我，说我骗他，那里已经到处是工厂和工地，
连乡村的影子也见不到。

　　到了21世纪，东莞连田地都很难见到。据说那里的外来劳工已经有上千万人
了。

　　我讨厌逻辑学

　　1983年，中宣部组织全国新闻界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回城知青，以及在“文
革”中读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参加全国高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统一考试。这
是相当于大专水平的文化考试。考试之前给我们发了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著名教
授的录音教材和一些课本，有《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国新闻史》、
《世界新闻史》以及《新闻写作和编辑》、《逻辑学》、《政治经济学》等共十
六门课。这些课程里，我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史和新闻史。我先利用采访之余听着
磁带录音机，把录音教材逐字逐句地写下来。到临考前，单位给了我们三个月的
时间复习功课，熬得我眼睛都肿了。

　　我只好戴副墨镜去眼科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我在看那最难啃的《逻辑学》。
到中午十二点才看完病。排队交钱拿药的时候，一个壮汉子横冲直撞地插在我前
边。我拍他一下，让他排队。他却怒气冲冲当胸推我一把，把我推出队外。“你
想干什么？！”“你插队！”我话音未落，他就起脚兜我的裆，好在我的裆很大，
他没踢着。我条件反射地还上一脚，接着迎面一拳，双双命中。为不使他有喘息
的机会，我一步跟一步，十来个右直拳。嘴里“嗨、嗨、嗨”地吼着。排队拿药
的二三十人都退开了，在大厅里围成一圈。那壮汉被我打得直往人多的地方退。
我为不伤及别人，放他一马。他到底比我壮，冲出人群一个饿虎扑食。我看准空
当，打一个迎击拳。可是我功夫不到家，反而被他打得人仰马翻。左手抓着的
《逻辑学》、墨镜、钱和药单、兜里的记者证、圆珠笔撒了一地。我爬起来就捡
东西。

　　不知为什么，他也不打了。站着看我拣东西。血流满了他左半个脸，他掏出
卫生纸来擦。刚才排队的人们还呆呆地围成一个大圈。我挺一挺我的背，只觉得
嘴一张就痛。我到空无一人的交款处交钱，又到空无一人的取药处拿药。人们呆
呆地看着我走出大厅。在大厅门口，那壮汉向我要两块钱药费。经过讨价还价之
后我给了他，走了。我讨厌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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