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跟李振声一道回家的那年春节，廖姓家族的炮期还没到，我们家晒谷场就热
热闹闹地围住了不少村民。我大伯像游街一样，牵着他那头牛，牛的两侧各吊着两
笼鸡，一路晃悠来到我家。从我大伯家到我家这一路，村里人就好像牛背上的芒刺
一样，一路走一路带，越带越多，一直聚到我家晒谷场上。等我跑到晒谷场上一看，
差点笑了出来。我大伯那头牛，像个被剃光了头的瘌痢，肚子光秃秃地站在雪地上。
鸡被关在鸡笼里，仔细一看，也是光着个脊背，背上的毛无端被人剃掉了。

    我大伯将牛肚子上、鸡背上漆着的“龙”字全剃掉了。他是来我家做人情的。
看样子，我大伯真的很不习惯做人情，他招呼我父亲出来之后，就腼腆地将那头牛
系到草垛，跟我家的牛并排站在一起。牛倒没有感到害羞，连招呼也没相互打一个，
默契得就如两兄弟。

    我大伯一直没跟我父亲说什么。旁边的人看着我大伯的一举一动，仿佛他们是
我大伯请来作证的。我父亲吸着根烟，挺着他在村人眼里一贯霸道的大肚子，二话
不说，就站在我家门口，跟其他人一样，看着我大伯。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踅出个软塌塌的人来，是那个经常跟我大伯赌钱的农安
顺。他朝我大伯嚷了句：“输大啦？输的啥？”农安顺还以为我大伯将牛都输了。
我大伯没搭话，朝我父亲走了过来。这是大雪天的早上，雪经过一夜的低温凝结，
才遇到朝阳，还没活过来，死板板硬邦邦的，我大伯的雨靴敲在雪地上边，尽管力
气不大，但远远就能听到咄咄咄的声音。

    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只是告诉我大伯，帮李振声转档案的事情，不是一件好
办的事情。第二天，我大伯就把牛牵来了。

    “牛都牵来了，你不晓得肉痛？”我父亲是这样嘲笑我大伯的。

    我大伯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看我父亲，又看了看我，半晌才说：“自家人，
哪里会肉痛，又不是给外姓人。”

    我父亲一听这话，笑了，说：“李振声算不算外姓人？”

    我大伯窘得要命，就没再吭声了。

    我大伯的牛那年春节是在我家过的。它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家的草垛，并且很是
留恋地一直围在草垛边，也许因为肚皮上光秃秃的，特别怕冷，所以，比起吃草它
更喜欢将肚子贴在草里，取暖。我父亲说，等那牛的毛重新长起来，再让我大伯牵
回去，漆上个“龙”字，其实还挺威风的。

    到了廖姓家族炮期那天，我们家流水席开了一桌又一桌。现在，我母亲不再嚷
着烧几十桌菜太累人这样的话了。我用钱从镇上请了两个烧锅的来，帮我母亲张罗。
我母亲在厨房里，扎着围裙，指挥官一样神气。

    下午，我们远远地就看到李振声那辆“粤A ”从岭下爬了上来，那个时候雪已
经化得差不多了。我们这里有个习惯，化阳的时候是不出门的。雪一般是在十点之
后就开始化阳了，一化阳，仿佛解了魔咒一样，雪跟泥坚持了一夜的僵持就妥协了，
马上变成了一对相互缠绵的冤家，顺带着将人的脚也绊住了。其实这种糊嗒嗒是最
讨厌的时刻，所以，除非不得已，人们都会选在化阳之前出门，不然就被留下来，
一直留到太阳下山，再度结冰，地面再度硬朗起来。看起来，那辆“粤A ”车是饱
受了雪和泥的折磨，一路挣扎着开到我家门口的，它光亮的身上，溅满了泥巴，脏
兮兮的。

    我的堂哥李振声从车后备箱搬出了一箱酒，又搬出了一大盒包装很漂亮的礼品，
最后又像变魔术一样，搬出了一台取暖器。大概因为人太多了，他没在流水席上停
留，而是叫来几个小孩将那些东西一直跟着他搬到屋里。

    说来也奇怪，李振声一旦离开那辆黑车，一旦走进我们屋，一旦坐到了我们家
那只具备二十年以上历史的火桶上，我父亲作为长辈的威严就好像候鸟一样飞了回
来，他坐在椅子上，认真地跟李振声说话。

    我父亲心里一有事，烟离不了手。似乎那些烟不是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而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心事也就被他一根接一根地燃着了，燃着燃着仿佛心里就
亮堂了。烟叶是我母亲留出一块地来特意给种的，所以，我父亲抽烟就像喝井水一
样方便。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话却一句一句地越发少。

    在我父亲那些话当中，我确切地成为了李振声的堂弟。我父亲告诉李振声，堂
弟在广州，有能帮得上的，一定要帮助的，广州人那么多，随随便便哪里会去帮一
个人的？你们是堂兄弟，要互相帮助。

    我父亲的话连三岁小孩都能听出来。他一直在强调我们之间的关系。先是我们
堂兄弟的关系，接着是我们廖家叔伯的关系。我父亲说话简直就像我们剥棉花，把
那些还没完全脱壳的棉花，一下一下地抽出来，一旦白晃晃的棉花完全裸露出来，
又白得让人不忍接手。说实话，我父亲的话，真的白得让人难以接口。

    我堂哥真不愧是个做大事的人。他一直得体地微笑着，只顾应承，似乎从一开
始，就下定了决心，说什么都是一个反应，点头、微笑，应承，做足一个后辈的样
子。从我们一路开车聊天所得到的信息里，我知道我的堂哥李振声经常出入领导家
里，就连市长家待客室的那张椅子他都坐过，他哪里会对一个农民感到紧张啊。看
他那副很熟络的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进行每年一次例行的走亲戚呢。

    后来，我父亲让我先带李振声去看我大伯。我父亲说，他们把门关了之后，也
到大伯家，点过炮就吃团圆饭。他还说，大伯今年在管山百货店下血本买了一盘一
万响的炮，可以从树顶一直挂到泥地上呢。

    那一年，我们廖家的炮的确是在我大伯家点的。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炮期当
天，所有的宴席都结束了，就会商量好在一家点炮，等同于一个晚会的闭幕式。点
完炮，各家的前门就必须关起来，人都必须呆在屋里，一家人忙了一整天才得以围
起来吃个团圆饭。迷信的说法是，点炮将年这个鬼从家族里轰跑，谁家都不能收留
的，一口饭也不能给鬼剩的。

    当李振声和我下了那辆“粤A ”车，走进我大伯屋，我没料到，李振声仿佛变
魔术般，从一个后辈变成了一个下乡慰问送温暖的官员。

    要是当年我大伯母没把李振声送走，这屋里的一切东西都应该是李振声所熟悉
的。侧屋里那张敞着蚊帐的小床是他睡过的，屋角那把竹椅子没准也是他从小到大
坐的，更不要说我大伯那双皱巴巴的手，一定是他经常牵着趟过小河坝的手。然而，
李振声现在如同走进了一个我们这里随处可见的贫苦农民的家。

    李振声握住了我大伯的手，得体地向我大伯和我大伯母问寒问暖，问这问那，
几乎把我大伯家的一年四季都问了个遍。今年家里庄稼如何，床褥有没有垫电热毯，
水管有没有结冰，诸如这些问题。我大伯也如实地一一回答。不仅回答了，还带李
振声到处看了看，就像是在接待一个参观的客人。

    我那沉默的大伯母，似乎还没来得及动感情，就被李振声这副架势搞蒙了。她
只是一直抓着李振声递过来的那只颇有些厚度的大红包，站在屋子与厨房的交接处，
做梦一般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好在没多久我父母就到了。我父亲一来，我大伯就积极地张罗挂炮了。他那过
于积极的样子，在我看来，似乎是在一种困境中得以解脱。他在自家的庭院里走来
走去，敏捷地将那串长长的鞭炮从树上挂了下来。他还从屋角落搬出一根长长的树
杈，熟练地将那贴着鞭炮的树枝撩到一边，免得被炮炸了。不时地，几只背上写着
“龙”字的大白鹅，嘎嘎叫着围拢我大伯，我大伯一跺脚，立马散开了。

    我大伯让我点炮。我把炮引点着了，退回到屋门口，所有人都注视着大树的方
向，安静地等待着爆响。然而，那炮引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廖家人就整齐地站在那
里，一动不动，足足等了一分钟。那一分钟的安静，显得特别长久，我听到身后我
堂哥李振声发出了轻微的叹气。我相信我大伯也听到了，他不知道对谁轻轻说了一
句：“卵毛都没那么长！”

    炮终于从地面一直烧到了树顶，烧到最后那一响，所有的人都迅速地跳进了屋
里，并且迅速地将大门关上了。我们认为，年那只鬼被我们关在了门外，在那些烟
雾缭绕的地方，被炸得魂不附体，四处乱窜。

    还没等到开席，我的堂哥李振声做出了一个让我们都很意外的决定，他说他先
回去了，要去看另外一个亲戚，明天一早就开车到县城办事，办完事就从县城回广
州了。我们心里都很不舒服，但却没有一个人阻止得了他。

    后来，还是我大伯说了句：“大门关上了，吃过再走吧。”李振声看了看我大
伯，眼睛里毫无犹豫，又转过头来看着我，极为难极抱歉地说：“这次实在太匆忙
了，下次吧，我从后门走。”我们这里的人，谁都知道，穿过厨房，家家户户的后
门都可以绕过一个冷巷，直接通到前门外。

    我大伯手里正好拿着一只要摆起来的崭新的酒杯，听完李振声的话，又悄悄地
把它放回橱柜里。后来我父亲又再三挽留，李振声还是微笑着坚持要走。说真的，
只要看到他那个微笑的样子，你是不会跟他计较的。我不得不佩服我的堂哥李振声，
更进一步地相信，他从一出生被送给别人到现在混成一个成功人士，是因为他天生
就是做成功人士的料，可怜我大伯当时不具备那样的眼力。我甚至怀疑，李振声不
是我大伯的亲生儿子，他们搞错了。

    李振声跟我们告过别，就要往后门走的时候，我那一直沉默的大伯母猛地冒出
了一句：“前门走，前门走，头一次来家的客人，走过后门以后就不来了。”

    我大伯母的话提醒了我大伯，他立刻将李振声的手臂拉了过来，很是用力地硬
拽着他到前门。

    那一年，我们廖家第一次破例为我堂哥李振声开了一次前门。我们将他送到门
口，看着他在雪地里发动起那辆黑色的“粤A ”，在院子里掉了个头，一溜烟开走
了。

    我父亲一直对那次开门耿耿于怀。还好那一个整年，我们廖家并没有遇到什么
坏事。我父亲经常埋怨我大伯，应该命令他留下的，你这个当老子的，家都没有个
家规了，卵没用的。我大伯听了之后，只懂得嘿嘿地笑，仿佛老子在替儿子受罚一
样，无怨无悔。

    等我过完年回到广州后，我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他仿佛受了惊吓一般低声告
诉我，在李振声送来的取暖器的盒子里，有一只大红包，数了数，里边放了五千块。
“五千块，半个万哩！”我母亲在一边嘀嘀咕咕地说：“半个万，要不要还给人家？
也不知道你大伯那里给了多少。”

    在我们农村，做人情都有个规矩。小辈包给上一辈的红包，无论有钱没钱，都
一视同仁，不能多给也不能少给，一碗水端平，这样才不容易出纠纷。所以，做人
情之前，他们总是要商量，一商量，谁都捂不住的。我的堂哥李振声包红包，就破
了小辈的规矩。

    最后还是我做了决定，将那半个万先留着，事情办不成，再退还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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