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报复很快就来了。地方电力部门经常给工厂断电。尤其在夏天，断电更是家常
便饭。通常的情形是：全厂突然坠井似地漆黑一片，惊呼声随之四起。停电了！人
们纷纷走出房门，马路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个狗日的，又要给电老虎喂肉了！

    “喂肉”一般需要一个小时。电力恢复后，喧嚣的家属区重新安静下来，人人
回家吹着电扇看着电视——在八九十年代，看工厂自办的有线电视台播放的港台录
像，是801 厂人最热衷的消遣；有时，遇到职工结婚或子女考上大学之类的喜事，
还会整晚整晚地播放“点歌台”。

    停水也屡见不鲜。工厂用水来自当地的南河水库。南河是汉江的一条支流，起
源于神农架。河水原本奔腾不息，厂里的小孩每年夏天都去那里游泳和抓螃蟹。自
从上游修了水库后，河道便明显枯瘦，河水潺潺如泉水，有气无力地注入汉江。

    夏天停水是一件令人万分恼火的事情。而且水的恢复不像电的恢复那么立杆见
影，有时需要几天的斡旋和调解。其间工厂居民的生活用水，全靠去附近的农村挑。
有热心肠的村民自己建的水井，免费给大家挑水。也有厉害的，身子叉在井边收费，
一桶两角到四角不等。

    这样的报复是官方的。更多的报复来自民间。

    发生在地方青年和工厂青年之间的斗殴从未消停过，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残废
几个，有时也会死人。这时工厂领导便如临大敌，反复向职工们敲警钟，叫他们管
好旺盛青春无处发泄的子女。

    再有，居住在工厂周围的一些农民，不时窜到工厂车间里偷盗物质拿出去变卖。
起先是废铜烂铁，后来发展到直接拆卸机器零件。此类事情屡禁不止，工厂头痛之
极却也毫无办法。也有直接偷到职工家里来的。一旦抓住，平时早就熟络的街坊邻
居——多半是工厂里不同部门的职工——便一拥而上，一顿暴打。

    801 厂，就是这样一个既封闭又完善的小社会。子弟学校，幼儿园，职工医院，
邮局，菜场，储蓄所，澡堂，食堂，应有尽有。除了火葬厂，这座工厂完全可以承
载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面临的一切。

    自身机制的完备，使得工厂融入地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令人尴尬的是，工
厂同武汉总部的关系始终是丝丝缕缕无法断绝的。工厂一切都靠总部调度，自己却
身处交通不便的外地，远嫁的闺女一般，总部多少有些无暇顾及。因此，工厂的待
遇和资源，同坐落在繁华城市里的其它分厂相比，显然又差了一截。这一切，都造
就了801 厂高不成低不就，既自负又自卑的心态。

    拥有这种心态的人群里，也包括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有着一个动听的复姓：慕
容。从我记事时起，周围就没人称呼她的全名慕容黎。他们都叫她慕容老师。关系
亲昵的，就直呼慕容。

    是的，想必你已猜出，我的母亲是厂子弟学校的一名教师。她教初中语文，有
时也兼带政治课。她的教学水准是得到同行和学生认可的，几乎每年她都会在全局
的教学竞赛中获奖。

    母亲是怎么来到801 厂的，我不太确定。但我可以想像当初“支援三线建设”
的激情之火一定是在她的心里烧得一蹿一蹿的。而当初的这个决定，几乎让她的整
个后半生都处在懊悔之中。

    父亲进入工厂的轨迹却清晰可循。在801 厂建厂初期，因为发展的需要，会吸
纳一些地方人员进入工厂。其实能提供给他们的，无非是些后勤配套的工作岗位，
诸如水电工、木匠、花工等。这些岗位除了工资，几无奖金可拿，但对地方上的人
来说，这依然是巨大的诱惑。进入国家体制，成为一名吃公粮的工人，是他们之前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的父亲，正是顺着这样的机缘进入801 厂，成了一名木工。

    来自“地方”的父亲，尽管以正式工的身份进入了这家工厂，但工厂回馈给他
的，只能是正式工的面目，而不是正式工的真情实意。工厂职工不会在心里将他的
真实来历一笔勾销，他终究还是地方上的人。他所享受的情感待遇，同进厂之前毫
无二致。

    与此不同的是，父亲为数众多的，仍在地方艰难度日的亲朋好友，却将父亲视
作了实打实的“公家人”。从此父亲的处境微妙起来：他身上负荷着亲朋好友的希
望与嫉妒，成为一个可依附可索取的对象；而这样的负荷，显然是一个身处桥梁建
筑工人外围的木工所难以承载的。卑微、疏离、有苦难诉——这样的心绪纠缠了父
亲一辈子。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听上去像是一则奇谈。母亲来自武汉，子弟学校教师，干
部编制；身材高挑，气韵娴雅。而且，母亲不是那种声名狼藉的女人，她一直是端
庄贤良、稳重自持的。即使在很多年后，这一点依然被人所称道。在外界看来，母
亲和父亲走到一起，颇有些落难的意味。

    我长大后，曾不怀好意地向母亲询问过这件事情。这样的询问是在试图挑拨离
间，因为我觉得母亲对父亲的宽容实在是过了分。但母亲的反馈令我失望。她回忆
往事时，语气平淡得像一缕云烟——去木工房找师傅做一根教鞭，就这样认识了。
熟稔后，发现他心地善良，就渐渐走到了一起。

    与母亲的云淡风轻不同，父亲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整个人都是醉的。

    父亲说，他第一次见到母亲，是在厂食堂。母亲穿着一条碎花裙排队打饭。那
么多人，他一眼就看见了她，可是母亲的目光从未在他身上做过片刻的停留。父亲
觉得这辈子都可能不会和她说上一句话了。

    有一天，父亲正在上班，突然有人敲木工房的门。父亲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她
背对着阳光，长辫子浸成了金黄色，双腮上的绒毛清晰可辨。她是来找他做教鞭的。
她脆生生的普通话在父亲听来，简直如同天籁。父亲当时激动得都结巴了，他叫母
亲次日来取。

    父亲动了个心眼。第二天母亲再来时，父亲说昨天忘记问母亲想要什么颜色的
了，所以没有擅自上漆。母亲想了想，说：“绿色的吧。”父亲让母亲隔一天再来。

    一天之后，母亲再次来到木工房，父亲变戏法似地在母亲面前摆出一长溜教鞭。
粗的细的长的短的，每一根都仔细刷了绿漆，绿漆外又镀了清漆，父亲说这样就不
容易掉色了。

    母亲呆住了，好半天才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就这一眼，”父亲笑着说，不
知是得意还是无奈，“你妈妈就赖上了我。”

    “妈妈赖上你？”我心想，倒像是妈在倒追你似的。我忍不住揶揄道，“爸，
你魅力真大！”

    我不知道母亲和父亲待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但我和父亲在一起时，遇到的常常
是层出不穷的尴尬。有时我惊讶于母亲钢铁一般的意志，她居然可以和父亲这种灰
头土脸的人相安无事地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行。我缺乏母亲那样宽广的包容心。
我甚至觉得，我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因父亲而蒙羞的血泪史。

    最早的蒙羞可以追溯到幼儿园时代。我还记得，一群小朋友围坐在草坪上，老
师让大家轮流到草坪中央，模仿各自父亲工作时的形态，然后大家来猜职业。

    有小朋友拿着一根树枝做教鞭，在空中指指点点。这是教师的子女。

    有的拿起玩具听诊器。这是医生的子女。

    有的坐在板凳上，双手圈成一个圆，左右转动，口里伴以鸣笛声。这是司机的
子女。

    轮到我了。

    我曾在木工房见过父亲干活。我最喜欢看的是刨花。随着刨子的来回运动，刨
花像浪花一样翻滚出来。疙疙瘩瘩的木头，收拾得像水面一样平整光溜。

    我努力模仿着父亲干活的样子：左腿斜支，右腿跨在工作台上，弯腰，上身前
倾，双手推着想象中的刨子。一下，一下，又一下。

    众人皆呆。

    老师问：“陆远桥，你在做什么？”

    “……刨花。”

    老师愣了一下，忍不住笑了：“哦一原来你爸爸是木工！刚开始我还以为你在
磨菜刀。”

    老师话音刚落，一个男生马上悠长地喊了一句——“磨剪子嘞镪菜刀！”众人
顿时笑得东倒西歪。

    在那个年代，时常有师傅挑着镪刀磨剪子的行头，走街串巷，大声吆喝着“磨
剪子嘞镪菜刀”以招揽生意。他们来自乡间，套着黑乎乎的围裙，风尘仆仆。这是
一门又脏又吃力的手艺。

    可是……可是老师为什么会把木工活与这样的手艺弄混淆？

    虽然没有明确的鄙薄，但我还是感到了难堪。多年之后，我可以确定那只是老
师的无心之语。但对当时的我而言，还很难冷静地判断那个拖得长长的“哦——”
到底是恍然还是不以为然。

    第二次蒙羞是小学时的一次家长会。母亲因为忙于自己班级的家长会，所以这
次出面的是父亲。父亲在所有男家长中个子是最矮的，甚至比有些同学的母亲还要
矮。我和他坐在第一排，感觉异常别扭。我从小就是班里个子最高的，早已习惯了
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坐到第一排，只觉得黑板上的字压得眼睛酸胀。我侧了身，
决意不再看黑板，却发现身边的父亲居然只和我齐肩高。顿时我的后背一凉，仿佛
身后无数嘲讽的目光已经贴上来了。

    那次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班主任让父亲到讲台前发言，谈谈教育子女的经验。
事实上，平时一直是母亲在管我，父亲很少过问我的学业，他哪有什么经验可讲。
父亲想推辞，可是来不及了，班主任已经走下讲台盛情邀请。众人开始热烈鼓掌。
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面对大众发言。

    父亲杵在讲台上，一开口就结巴了：“大，大家好。”接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了。父亲看着台下，我看着父亲，两人赛着冒汗。台下的笑声已快喷薄而出，班主
任见状，连忙打圆场：“看来陆师傅没有准备好，那这次就算了，下次我们再聊吧。”
父亲如梦初醒：“是是是。对不住大家，我也不知道该讲啥子，还是以后叫他妈来
讲吧。”

    回家路上，我跟在父亲后面，故意隔得远远的。我看着他的背影，越看越矮。

    进了屋，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对，对不起，爸给你出洋相了。”

    我一肚子的郁闷不知道该如何发泄，毕竟他是我爸，于是一句完全不符合科学
规律的话脱口而出：“每次吃饭总不停地叫我吃吃吃！你自己以后能不能每顿饭也
多吃一碗，争取再长高一点儿！”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居然还笑得出来。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