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武运童年的记忆是印在哥哥武幸背上的。三岁时那场小儿麻痹症，他捡回条命，
两条腿却永远瘫痪了。父亲去旧货店里买了一辆童车让武运坐，到哪儿都是以车代
步，后来武运长大了，童车坐不下，哥哥就将他背在身上出门，他好像成了哥哥身
体的一部分。有一回哥哥背着武运到大老远的江湾飞机场那边去捉蟋蟀，回来时实
在背不动了，兄弟俩都摔了好几个跟头，脸上流着血，从此父母就不允许哥哥再将
武运背出弄堂。哥哥跟伙伴们玩时，从不会将武运独自留在家中，他会让弟弟坐在
一旁看他们玩，弄堂里的孩子看到武运出来总喜欢拉他的卷发摸他的高鼻梁，一边
叫他“犹太人”、“外国人”，如果有谁敢嘲笑武运的残疾双腿，叫他“翘脚”或
是“铁拐李”，武幸听到了是一定会冲上去跟那个孩子打架的，有时武幸打不过人
家大孩子，回到家里还得让父母教训一顿，尽管如此，武幸下次还是会不顾一切地
冲上去，他不能让弟弟受任何人的欺负。武运从小习惯了把哥哥当成保护伞，只要
哥哥在他身边，他就感觉生活在一个最安全的世界里。

    武运对亲生父母早就失去了记忆，他心目中最慈爱的双亲便是武达人夫妇。四
十年代末上海物资匮乏，物价日日飞涨，母亲还是省下钱来订了一瓶牛奶。这瓶牛
奶原是给武幸武运兄弟俩喝的，每日里每人喝半瓶，可是母亲总让哥哥武幸象征性
地喝上一小口，剩下的就归了武运，母亲常说哥哥的骨头已经长牢了，少喝点牛奶
没啥关系，可是武运天生身子弱，多喝牛奶可以补钙。有时候父亲去病人家上门出
诊，武幸跟着一起去，帮父亲拎拎药箱什么的，病家大多会给他一些零食或小孩玩
艺儿，父亲就告知武幸带回家去与弟弟分享，因为弟弟腿不好，没有机会跟父亲出
诊，武幸就很乐意地将这些东西带回去让弟弟挑，弟弟挑剩的才归他。

    贝格一家离开上海半年多后，武家才收到第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除了发自肺
腑的感激之情外，贝格先生请求武达人夫妇记下拉班在上海的所有生活开支，有朝
一日他们来上海接孩子时将一并偿还。武达人夫妇读完信后只是相视一笑，他们早
已视武运为己出，哪有父母为孩子付出后还要记帐的？要是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
武运是可以在这个中国家庭里生活得很安宁的。

    1946年的某一天，当时的国民党市党部侦缉处来人找到了武达人，以勾结日本
宪兵头子屋岛久的罪名将他逮捕，并查封了武氏诊所。武家大夫被捕的消息传开后，
海平路六十弄里樊家阿嫂和左邻右舍念及武达人平日里为众人治病行善的种种好处，
几十户居民联名上书市党部为武达人大夫担保，证明他替日本人看病是迫不得已，
不能以此定罪为汉奸，市党部迫于民众舆论，才将武达人放了出来，但却吊销了他
的行医执照。武达人丢了饭碗，六十弄里一大幢房子是开销不起了，他带着妻儿搬
到了闸北区一条小弄堂的亭子间住下，他没有将搬家的事告诉贝格夫妇，怕他们担
心，按武达人夫妇的想法，只要家里还剩下最后一把米，他们也会先让武运吃饱肚
子的。武家的新住址只有六十弄的樊家嫂嫂知道，贝格夫妇从美国寄来的信樊家嫂
嫂会收下送到武家来，她还暗中联络了从前的一些老主顾，替武达人揽些上门打针
之类的活，好让他挣几个钱。上海解放后，武达人一度还在街道医院看过几天骨科
门诊，但不久之后的政治运动中，他那段替日本人看病的历史又让人重新提及，最
终全家被遣送回了杭州老家。

    武运是在十岁那年才知道自己确实身份的，此前他从未想过自己跟哥哥武幸有
什么不同，甚至没从镜子里多看一眼自己的长相。十岁时母亲第三次带武运去小学
报名，但又是被拒之门外，人家的理由是武运有残疾，而且长着一张外国人面孔，
身份不清楚，那时跟外国人沾边的中国人大多不会有好果子吃。母亲将武运领回家，
决定亲自在家里教他识字。母亲给武运看过他亲生父母的照片，对外人却一口咬定
武运是从孤儿院里领来的。那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成了中国的敌人，武达人
夫妇反复关照两个儿子，死也不能说出贝格夫妇在美国的事。

    迪西亚暂别了曹玫和蓝晶宾馆，他要在叔公家住上几天。武运夫妇和儿子媳妇
外带刚出生的小孙子，住在一套三室两厅的宽敞住房里，他们给迪西亚让出了一个
最好的房间。入夜，迪西亚临睡前给远在耶路撒冷的爷爷雅谷打了个电话，告诉爷
爷他已经找到了叔公拉班，今天夜里他人虽在上海，但却是住在贝格家族的亲人家
里。武运的儿子在浦东一家外资企业工作，英语很不错，于是他坐在父亲和迪西亚
这个按辈份来说该是他的远房侄子中间，替他们充当翻译。武运对迪西亚说，他出
生在上海，六十年来他早已视自己为武家人，是个中国人，只是有时想起亲生父母
去了美国后，再也没有回来找他，不免有点遗憾，这种遗憾随着年龄的增大，尤其
是当小孙子出世后而变得越来越深，也许来自他亲哥哥雅谷身边的迪西亚会帮他找
到某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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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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