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怪不得别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 佛经翻译文学" 。参考书用的是《六
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
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
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
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
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
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
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ichluidum ），
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
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 以论代史" 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
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 学者" ，骄纵跋扈，不禁令人
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
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nhumids ）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
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
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
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
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
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
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
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 佛经释文学" ；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 文艺心理
学" ，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
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
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
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
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
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
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
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
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
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
人说：" 名师出高徒。" 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 名" 矣，可我这个徒却
太不" 高" 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
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
最丰富的十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
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
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
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
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
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
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
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
管。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
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
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
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
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
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这一年深秋，
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怀着" 客树回看成故乡" 的心情，一步三
回首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经过
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
从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
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
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
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
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
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
北京以后，一片" 落叶满长安" 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
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
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
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
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
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
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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