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2 )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 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 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 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 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 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 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 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 “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 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 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 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 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子。这种“简体字 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 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 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 “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 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 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 “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 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 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 治纯洁性,他们作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 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 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 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做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 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 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 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 (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 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 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