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梦(3)
伊渡:但是从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个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极端、很尖锐,
有人说你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
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
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
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
里遇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
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
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
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
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
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儿极
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
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
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
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
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
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
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
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
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
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
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
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
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强,
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
去交党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
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党员
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毛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这
下可把任老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
凭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枪毙!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
刚才也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还爱讲一
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春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
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年
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
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
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
导的勤务员。他听见“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
摊上的烂菜叶。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
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
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
流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
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们共
产党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
伊渡:你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王跃文: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回,几个群众
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
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
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
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
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怕惧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
前,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
来还不算国家干部,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
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
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
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
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
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
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
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
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
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
有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
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
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
屈的共产党人。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
公社书记火了: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晃,一溜烟跑了。
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
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
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
岁,长年虐待她。照舒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
或是凳子。有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被男人
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
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于
是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舒姐就怕了,只
好嫁给他。舒姐说她一听说公社干部就怕,平时看见穿黄衣服的人心头就怦怦跳。
伊渡:读你的小说,我感觉到官场的人际关系,就是等级关系。官场里面等级
分明,真有你描写的那么可怕吗?
王跃文:说个真实故事吧。我刚参加工作时,有年春节单位优惠卖鱼,有条鲤
鱼足有二十多斤。我家乡是山区,很少见有二十多斤的鱼。可是,同事们都患得患
失,因为那是条母鱼,肚子胀鼓鼓的,满腹鱼籽,买了不合算。我见大家都不想要,
就买下了。可是第二天,就传出些话来,说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鱼买下了,
那条鱼应该是县长的。也就是说,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
烂虾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头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了
短篇小说《天气不好》。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等级森严,层层相压,不是个中人
物的性格或本质所能决定的,而是体制本身,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所以,
与其说官场人际关系是等级关系,不如说是人身依附关系。官场一旦形成等级,是
轻易不可逾越的。有回,我的开水瓶打坏了,管后勤的同事给我买了个新的,但就
是这么一个开水瓶,竟触犯了等级问题。因为原来大家配的开水瓶款式老气,早不
生产了,而我新配的开水瓶外观漂亮,价格比老式的也贵些。领导见了,非常生气,
把买开水瓶的同事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有回,单位给每间办公室配了个挂衣架子,
大家都很高兴。不料,领导又不高兴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厅级干部同处级干部、科
级干部的挂衣架是一模一样的!这还了得!管后勤的同事知道自己不小心办了错事,
马上把厅级领导的挂衣架换成更高级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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