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梦(5)

    伊渡：你喜欢花？

    王跃文：哈哈，喜欢。但愿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

    伊渡：我的童年里也有乡村生活的经历。我现在都依然向往，虽然那时大家都
很穷。记得上小学时，有次放学回家，翻过一座山，就能望见家了。可我望着自家
屋顶的炊烟，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饿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跃文：我也是经常饿得哭。我十二三岁就上山砍柴了。那时候家乡不烧蜂窝
煤，灶里烧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类是不能砍的，只准砍杂生灌木。柴禾消耗
很大，砍柴的地方越来越远。有回，我去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里砍柴，挑柴回家，
走到半路上，饿得浑身发软，半步都挪不动了。毕竟年纪太小，瘫在路边哭起来了。
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挖薯，问我为什么哭了？我说饿，走不动了。那大嫂真是菩
萨，扔给我一个薯。没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齿剥掉薯皮，就吃起来。
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感激。急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啊！当时没那个薯，我
真回不了家。

    饥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有个把月几乎断炊。不知父母
从哪里弄来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乡不产玉米。离家五华里左右，有个水
磨坊，我们那里叫碾坊。我同二姐挑着几十斤玉米，摇摇晃晃地去碾坊。我们都还
小，又没什么吃的，哪有力气？我同二姐就拿路边的树为标记，说好我挑到哪棵树
下换她挑，她挑到哪棵树下换我挑。二姐老实，我又有些倚小卖小，老是欺负二姐
多挑些路程。不知怎么回事，我闻到玉米粉的气味头就晕。没听谁说过晕玉米，我
就晕玉米。多年之后，日子好起来了，玉米之类的粗粮成了奢侈品，城里人爱吃。
我偏不爱吃。小时的记忆太深了。

    我后来从书上读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采食野果之后，鼓腹而游，相与而
戏，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状态的，可我童年里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而且是祖国的花朵，比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
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哩！学校中午休息，
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没福气像原始人一样鼓腹而游，而是空着肚皮瞎胡闹。上小学
时，我们几乎没有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打着补疤的篮球，一支尾巴
开裂了的标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女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跳绳、跳橡皮筋、
踢鸡毛键子。我们男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撩开裤子尿尿追人，把尿往别人身
上撒。我不敢玩儿这个体育活动，出身不好，胆小怕事。几个调皮的大个子同学，
只要开始尿尿，就追得别的男同学满操场跑。敢往别人身上撒尿的，必是家庭出身
好的，拿我家乡话说，就是青水岩板底子。还有个体育活动很普及，就是男同学相
互扯裤子。那时候，我们多穿那种松紧带裤子，别人冷不防将你裤子用力往下一扯，
你就原形毕露了。每到下课，男同学一律拿双手按住腰间，狼顾而行，提防别人扯
裤子。要么就是在走廊里靠墙站着，环视左右，异常警惕。

    中学就更苦了。中学离家十五华里，每日清晨起床，扒两碗头日剩饭，背上书
包赶路。全年多半时候是打赤脚，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妈妈做的布鞋，不能沾水。
冬天逢着下雨，仍是打赤脚，把布鞋放在书包里。学校里有个水塘，进校以后，去
塘里洗尽脚上的泥巴，往裤管上揩几下，再穿上布鞋。高中毕业照片上，我蹲在前
排，就是打着赤脚。

    伊渡：你小时候顽皮吗？

    王跃文：谁小时候不顽皮呢？可我顽皮的天性多半被压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
儿子！有件小事我终生难忘。当时父亲给大队养蜂，需随各地花期变化四处迁徙。
而那时中国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的。那时候有个古怪的罪名，叫“流窜犯”。中国
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未经许可的走动，居然是犯罪。父亲每次去四川或贵州放蜂，
须层层开介绍信。不知是父亲不愿忍受公社干部的冷眼，还是真认为我长大了应该
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盖章。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步行十五华里，跑到公社。
有个管公章的干部，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告，嘴里阴阳怪气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我
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派分子，这个干部当然知道。干部看着我父亲打的报告，突然
轻蔑地笑起来，嘴里说着两个字：放牧！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
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
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放蜂”二字同“放风”谐音，写的确
实是“放牧”。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你了。
因为“反右”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
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
他报告上写的“放牧”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
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放蜂”说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
管公章的公社干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
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
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
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
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
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
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
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
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
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
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
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
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
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
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
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
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
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
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
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
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
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
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
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
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
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
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
贵贱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
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
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 的革命理想
：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
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
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
：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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