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念(6)

    伊渡：可是人的存在是没有选择的呀。你在懵然无知中被生下来，你的性别、
外貌、禀气，你所生活的地域、环境、家庭，都无法自我选择。而且，连同这一起
到来的，永远伴随着你的，还有做人的责任、道义、情感、良心，等等等等，诸如
此类。我觉得人生诸苦之中，情感最苦，爱欲最苦。英国当代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
《小吉丁》里有一段，我最喜欢。这段诗是这样的：

    那么谁设计了这折磨？

    是爱。

    爱是这不为人熟悉的名字

    在编织这件难以忍受的火焰衣衫的

    那双手后面，这衣裳

    是人类力量不能够除去的。

    我们只活着，只呼吸

    为这种烈火或那种烈火烧尽。

    王跃文：我读现代诗不多。但你引的艾略特的这一段诗，我却并不认为是对人
类命运的悲观描述。相反，人的情感，爱欲在艾略特笔下是诗意的、美的，虽然它
以毁灭为终点。我的看法更悲观一些。生活是这样的：往往在你了解是怎样一回事
之前，一切都已注定了。也许你会被迫做其他的事情，但现实生活离你想要的总是
越来越远。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永远失去了自我，你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伊渡：你的意思是，人始终活在一种你无法掌控的逼迫力量之下？

    王跃文：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我不知道有的中国作家们怎么那样喜欢称颂和
美化人在命运前的那种驯服、那种乐天安命，那与古希腊悲剧里的人对命运的反抗
和挑战、与《荷马史诗》里人对生活的主动精神太格格不入了。我不喜欢把人当作
牛羊来写的文学。那种生活更让人绝望。

    伊渡：看来你虽然声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你认可的生活态度还是很积极
的。

    王跃文：我的生活原则是：绝望中的永不放弃。

    伊渡：也就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王跃文：正是。我以为，如果人放弃了对意义的追问与寻求，人生就真的没有
意义了。一句被说得烂熟了的话：人的意义就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这话听起来庸
常得很，可实在是说出了生命的真相。我想，无论是哲学、宗教、艺术，无论你是
用色彩、用音符、用语言，亦无论你是古典派、现代派、后现代派、后后现代派，
都是在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寻求。也许答案不同，但过程一样。

    伊渡：你作品里的人物，我感觉无论哪一种类型，哪怕是以常人的最粗浅的评
判标准来看不是好人的形象，你都对他们怀有一种悲悯。你在刻画他们内心的龌龊
卑劣时毫不心软、毫不留情，穷形毕态，洞察深微，可你实际上好像对他们又总有
一丝理解和宽容，让人在觉得他们可恨、可恶、可耻的同时，又觉得他们的可悲、
可怜，真令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王跃文：可以说，我笔下既没有绝对的黑色人物，也没有绝对的红色人物，大
多人物处于灰色状态，有些人物是灰白或偏近于白色，这已经是读者感觉中的正面
形象，比如朱怀镜和关隐达。有些人物是灰色和灰黑色，比如孟维周和张兆林。他
们都是现实中很真实的人物。人性里本来就有许多灰黑色的东西，只是平日里没有
给以亮相的机会和条件。种种魑魅魍魉得以在官场活动生存，有些是无所忌惮，有
些则假以崇高的名目，但无论他们怎样作丑作恶，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说，他们都是
可悲的。

    伊渡：所以，你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陶凡、朱怀镜、关隐达，抑或张兆林，
孟维周，还是《天气不好》中的小刘，都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我还发现，从你的
长篇小说《国画》，到它的续篇《梅次故事》，其共同的主人公朱怀镜这一形象发
生了很有意思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在朱怀镜身上，他的人格和信念发生了某种
程度上的漂移。

    王跃文：正像我前面所说，我不相信有罗兰? 巴特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零度
写作”。任何写作其实都或显或藏地蕴涵着作者的价值观和人格取向，作者的这种
取向也可以称之为人文精神。我虽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并未虚无到嘲笑一切信
仰。确实，一个人要想活得轻松、活得强大，莫过于放弃一切对现实生活的反抗，
在废墟里把自己也变成废墟。即使在自己身上偶尔也萌发出困惑、疑问，但很快又
自觉地加以嘲笑。他没有任何需证明的东西，所以他不会有软弱。这种人有吗？我
小说中的张兆林、皮德求、孟维周就是这种人。但我总得有能够表现出我的价值取
向的人物。我就在朱怀镜、曾俚、李明溪、孟维周等人身上作了一些表现。《梅次
故事》中，朱怀镜毕竟在挣扎与犹豫中不断反省，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官场游戏规
则的反抗，对趋利避害本能的背离。我不知道这样写朱怀镜是不是多少有些生硬牵
强，我只想表明，我对中国官场文化中的丑恶是绝不认同的。

    伊渡：你刚才说到官场游戏规则，你是怎么理解“官场游戏”这个词的？

    王跃文：我觉得官场游戏，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官场中“玩儿”，在官场中
混得好，如鱼得水，应该叫“玩儿转”官场、“玩儿得转”。游戏有时反而非常严
肃。我看孩子们在游戏时，他们的态度简直是虔诚神圣。我们所说的官场游戏，恰
恰消解掉了它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尽管它正是被假以最崇高和神圣的欺骗面目。我
痛恨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这正是鲁迅先生一直尽全力去戳穿的中国的“瞒与骗”。
如果游戏的意思就是指“玩儿”，我对这种所谓的游戏也绝不认同。

    伊渡：你有一篇随笔，就叫《拒绝游戏》吧？真是说得斩钉截铁。实际上，戳
穿伪崇高和伪神圣，并不意味着对一切真正崇高神圣的否定。比如你前面说的人对
自身生命存在意义的寻求和构建，这就是崇高神圣的。如果作为人的本质意义都消
解了的话，人确实与禽兽无异了，那才是真正可悲哀的事。话说回来，我其实挺羡
慕你现在这种自由写作者的身份。你说过自己现在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我想你离
开政府机关前，一定不是这样。

    王跃文：称自己为自由写作者，首先是就外部身份而言，指自己的社会角色。
当时我在政府机关，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之外的事。但却有人背后说我不务正业。
我说自己无非是八小时之外不打麻将、不走门子、不干别的阴暗勾当，挤出时间写
作。他们却说，白天你人在办公室，脑子却可以构思小说啊！我就无话可说了。如
此蛮横，都是几十年思想运动落下的毛病，要管人的灵魂。我说原来写作不自由，
重要一点还是指一种内心状态。人的外部身份与他的内心状态往往并不能统一，有
时甚至矛盾、背离。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部身份将内心世界隐蔽起来，有些人
则为二者的不能协调痛苦，精疲力竭。这样的人，不论你是做什么的，当然不会有
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自由。那要空耗费掉许多能量。写作更是如此。现在我是职业作
家了，写作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谈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是件很奢侈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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