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节：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2)

　　王国维" 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 。虽然他有着少年应
试，一试即中秀才的光荣历史，但自此后，科举的道路再也没有投递给他一个善
意的笑脸。科举的坎坷失意，使王国维痛下决心另觅新路。

　　他一生所处的时代，如同他家乡浩渺迷茫、大涨大落的钱塘大潮：甲午之战、
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时的北伐战争，中间还穿插
了慈禧" 新政" 、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几出荒唐的杂耍戏。

　　1898年春天，王国维辞去了在家乡的塾师之职，在同学徐家惺的引荐下，来
到上海的十里夷场应聘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馆。

　　《时务报》的创办，成了维新派的一面旗帜，是变法由口号转化成行动的一
个标志，就如同后来的《新青年》启导了" 五四" 新文化运动一样，《时务报》
的刊行，使之成为" 戊戌维新" 紧攥在手中的指南针。不等王国维反应，一睁眼
就已身在维新猛士的行列当中，这为他结交有识之士及后来的出洋留学提供了机
遇。

　　然而，当王国维清醒过来才发现，如今的《时务报》不仅没有主笔，原来聚
集在报馆内的一批俊杰也都早已离去，更没有见到他仰慕已久的维新领袖梁启超，
他们直至二十多年后才在清华园里会面。

　　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打工，一边在罗振玉创办的" 东文学社" 读书。

　　东文学社学制三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具备了后来外语专科
学校的雏形。这个学社的开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那时不能负笈出洋的学子渴望
学习外语的需要，并为稍后中国学生大批东渡日本留学着了先鞭。

　　尽管王国维为边工边读忙得晕头转向，但他的视觉器官并没有萎缩，他非常
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机四伏、社会的百孔千疮，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此时的王
国维主张脚踏实地、少说多做，并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么事情都寄托在光
绪帝的" 变法" 上，也不要幻想一纸诏书中国就从此由弱变强，比如兴办教育，
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为。

　　可是王国维的思想在没有被验证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样，只能存活在缝
隙和褶层之中，因为没有时代之光的辐射而更加扁平。

　　在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国维迷上了文哲之学。三个月后，皇帝被慈禧软禁，
谭嗣同等" 六君子" 被砍头。曾给王国维那一代人带来过希望的" 维新变法" ，
像一座建在暴风雨里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风雨，也免不了被雷电劈中，在
大雨中烧个干净。

　　三

　　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修数理之学，后因养病而回到海宁。

　　王国维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最早醒来的知识分子。他早已懂得，单凭引用
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足以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民族。到外国求学，他把目光盯在
了西方的人文科学，试图引西方哲人的智慧之水，将中国破落的思想殿堂冲刷干
净。

　　王国维的学问，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基础；到上海后，就
读东文学社，为其后的" 独学" 打下了外语基础。他毕生的学术成就，则几乎完
全是从" 独学" 中获得的。

　　正是这有些落寞的" 独" ，使王国维更清醒地悟到西方的伦理并不能给中国
人以解脱" 苦痛" 的妙方，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苍蝇拍下，所谓" 平等" 、所谓"
博爱" 的理想不过是躲躲藏藏、鬼鬼祟祟的小可怜虫。

　　王国维与他同时代的严复、辜鸿铭等人，之所以由" 变法维新" 一变为" 复
古倒退" ，由极端推崇" 西洋学术" 一变而倡导" 东方文明" ，这种前后自相矛
盾的变化，其原因就在这里。王国维不愿充当" 假洋鬼子" ，他一生都拖着长长
的辫子，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障眼术早已了然于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 ，要治
疗长在中国传统文化身上的毒瘤，只能以" 毒" 攻毒。

　　"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去，有几股
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同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
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
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
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志，不过是不往那
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来说又从来
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中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
《情人》当中对她所理解的中国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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