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2003-4-20 （周日）　SARS风暴

　　谢天谢地，昨天学会的年会顺利结束！今天“非典”迅猛地来了，形势吃紧。

　　晚间看着新闻报道，我心里一直在庆幸，亏得是会议恰恰赶在了这样一个时间
开了并结束了，否则结果不知如何！我不敢侥幸，还是有点担心，各地代表返程中
不会有事吧？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些老先生，我为此忐忑不安，默默祈祷着，但愿大
家一切平安！

　　白天待在家里哪也没去，一则这几天累了，特别是这次会积攒下许多感受，心
里翻云覆雨的；二来正逢星期天，也真想有个空闲的间隙。于是，便自己待着。

　　自己待着，并非无事可做。先前安排张智去北京联系杂志的事，不知进展怎么
样，上午给他家拨通了电话。张智的太太说，他一大早就去单位了，说北京回来后
有材料要整理，还说稿子也等着处理，嫌家乱。我们闲聊了几句，然后把电话挂了。
摸摸挲挲地随便整理了点东西，洗了几件衣服，这样也就过了大半天。

　　晚饭前的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做，有意空着，让脑子处在自然休息的状态。直
到新闻联播，看到“非典”的报导，神经一下子被提吊了起来。于是连续地换台，
而各个台的内容都一样，我又转到了凤凰卫视。记得美国“9.11”和几件大的国际
事件时，它的报道比内地信息量更大也更直接。新闻独立的个性比较明显，角度也
多，这让人似更易辨识情势，也更能体会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看过报道，知道了
更多的情况后，联想近时各方面传出的消息，感到“非典”的疫情真是非同小可，
尤其是倏忽间严峻的形势，让人直觉得后脊背发凉。

　　回想二三月间，SARS还“局限”在广东、香港一带，十几天前卫生部发布的消
息还相当乐观和自信，怎么突然间就山呼海啸，似有世界末日的恐怖了呢？毕竟在
军医学校学过流行病学，军队的院校就是这点好，因为服务的对象不同，流行病学
的课程通常比一般地方院校要重视得多。凭着那点底子，我感觉到事态不容小觑。
其实近段时间来，圈内的人也着实没少说这个话题。曾经，彤非、陈子凯几次电话
中都透露过“内部消息”，他们做记者的，信息就是灵通，曾说到近日国际卫生组
织在北京就“非典”情况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然后说到了一个叫蒋彦永的老军医通
过E-mail向外界公布了事实真相等等。记得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刚发烧病好没
几天，彤非当时还玩笑说：“真亏你没赶在点上，若非如此，没准就让人把你列入
疑似的黑名单了呢。真要那样，我可就没机会探病了。”

　　现在，把这些串起来想想，我真有点为自己庆幸。照陈子凯的说法，两会之前
北京就已有多例病患了。回想这期间我不仅两次去北京，甚至还有坐火车与大众接
触的经历，再加上近日来苇城开会的人天南地北，若是我就在此刻发病，难不成还
真让彤非说着了，不管是与不是，先隔离了那是没跑的。这样一想，就有点为张智
担心，于是又准备拿电话。偏巧，这时张智的电话打了过来。知道他人依然好好的，
心里才稳当了点。

　　不过，撂下电话并不能让我宽心，因为除非过了潜伏期没发病才能说没事。由
此又想到眼前这个铺天盖地而来的“焦点”现实。对于一夜之间从中央到地方，都
开始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起这件事，本是该高兴的，毕竟看到一种以人为本的意志
终于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了，这不能不说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的体现了。特别
不同的是，这次国家最高领导——总书记及国务院总理态度坚决，很有一抓到底的
决心，那个“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的强调，让人无论从理智还是情感上都觉出舒
畅。但是，振奋之余心里也有隐隐地痛感，什么事情为何不闹到相当的地步就不会
有所警示，而什么事情不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说了话，方方面面就不能有一个认
真的态度呢？

　　彤非和陈子凯先后也打来了电话，都说下一步要以“非典”这个重心开始系列
跟踪和报导了。电话中又讲到钟南山、蒋彦永等人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其中似还
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也令人心有不安。

　　我在电话中说：“直面现实，可以说是一种勇气，可非到了国家声誉遇到危机
的时刻，才能得到应有的处置，这难道不有点可悲吗？”

　　陈子凯说：“国家这个机器庞大而复杂，各个部件看似衔接得很好，平日里也
显不出任何的不正常，但锈蚀还是在不觉察中慢慢发生了。”

　　彤非更是愤慨不已，说：“草菅人命在一些官员眼里恐怕算不得什么，强奸人
类良知又怎能比个人的荣辱得失重要？倒是普通百姓，反倒肯于实践‘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境界。”

　　感慨之余，彤非最后说了句让人心情稍有平复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我
们的政府最终表现了勇于担当的气度。这说明时代到底是进步了，我们的领导人也
算了不起。”

　　我知道，彤非和陈子凯都是有激情的人，遇事扑上去就会义无反顾。尤其是彤
非，受当兵家庭的影响，关键时刻是不会顾念自己是否有什么“不测”的。不要看
彤非平日常免不了散布一些世俗的“奇谈怪论”，特别在教育我的时候不遗余力，
但那多是出于一种真切的关怀，我理解。但当大是大非摆在面前时，她会一扫谐谑，
张力十足，很有记者的职业道德和风范。相形之下，我觉得，彤非、陈子凯做人比
我爽气多了，不像我活得那么拘谨。我知道，这一次他们是又准备大干一场了。

　　在电话中，我说了点作为懂些医道的人该有的嘱咐，也略怀隐忧地提醒着做事
别太过火。我说毕竟无冕之王也不是处处灵光的，许多时候，一些“规矩”也不可
逾越。我就势列举了大约去年某地就有记者遭遇过权力部门封杀的事。理由很简单，
无非是损害形象或负面影响一类冠冕堂皇的说辞。我说：“这一次虽然最高层直接
发话了，估计没人犯得上再顶这种风头，但微妙的事情也是说不清的。若不小心捅
到谁的肺管子，弄不好就有事过后凿巴的麻烦。”

　　彤非说：“你别杞人忧天了。出了个蒋彦永，他作为医生在人命关天的当口都
能挺身而出，我们这些做记者的，若是都成了软骨头，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知道彤非的话算是说到家了，单凭我的个性，若遇此事又何尝不会忘我地投
入呢。说到底，我的规劝是一些多余的话，从亲近的角度讲，是操了些牵挂的心，
从个人潜意识说，在经过了一系列事情之后，多少有些变得顾虑重重，既不低头却
又“没脾气”。我觉出了自己有些被现实改变了的影子，这种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变
化，在猛然的觉察中，让自己也不禁打了个寒噤。

　　我于是不再说那些无用的话了，祝他们一切顺利。

　　撂下电话后，我让自己静了静。想也该做点什么才对，琢磨着，决定还是先写
封通用的邮件，从医学常识的角度给朋友及亲人们一点有益的预防提示。我还想，
上班后也要在社内讲一讲，毕竟应有的重视还是要的。

　　没有想到的是，大半夜了，女儿突然打来越洋电话。她在电话中语气很紧张，
说知道了国内发生的事情，是当地电视新闻中播报的，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宣布不
再接纳来自中国的入境者。

　　我没有隐瞒，说疫情是有些凶，但没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说现在国家很重视，
应该很快能见着控制的效果。并说苇城公布的情况，当前仅有两例，均为输入性的，
而且被隔离了，相信不会有太大范围的蔓延。

　　我不想让女儿在那么远的地方担心，但是点点依然很急切，说：“我怎么能不
担心呢？我的同学，家是广东的，她的妈妈已经死了，爸爸还在医院中。我现在满
脑子都是《恐怖地带》那部电影里的影像……”

　　我告诉她，SARS是一种很严重的呼吸系统传染病，从目前看患病者的死亡率的
确很高，但是控制和预防得当，不致造成所有人感染，更不会出现电影里那种在劫
难逃的局面。

　　女儿忧心忡忡地嘱咐着：“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咱们家谁出了问题，我都会接
受不了的。我也再不想经历爷爷走那样的伤心了……”

　　和点点通过电话后，我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坐在床上，想着一石激起千层浪的
这种效应，意识到，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非典”必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无法
回避也要集体面对的重大考验。我当然相信，面对SARS这种危急事端，国家必定会
出台相应的措施、政策，也一定会在反思和现实需要面前，逐渐完善起一套有效的
预警机制和管理办法。但是，人们期待的何止这些，何止是对一两件突发事端的应
急能力呢？我在想，整个社会生活能否因这样一个发端，形成一种治理的契机呢？

　　凡事小中看大，当前社会生活的痼疾，虽然不像眼前突如猛兽的SARS一样凶悍，
但未必不像它或是其他一些已知与未知的流行瘟疫，潜伏着，也积蓄着一种不知何
时爆发的危险。任何存在都是事异理同的，高度重视了，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即使
不可回避却也能将风险降至最低的。但是，日常的隐患不同于显象的危机，也没有
看得见的病灶那样容易被剔除。作为个体的人，虽说抱持着一切会逐渐好起来的期
待不失为一种执着，但是，无所作为的硬撑或是只能被动坚持，难道不是可悲或也
形同于一种变相的消极吗……

　　迁延的思绪带着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身边的人和事，于是也就想到了此前朋友们
给我的建议。在给简志峰发《预防》邮件时，见到他一天前回复我的一个邮件，针
对我说年会期间有人提及我调北京的事，他写了这样的看法：

　　……我的基本想法是人挪活。我们这种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管际遇如何，
大体是过得不错的。这点就使人不愿轻易地换个地方，因为挪动的机会成本比较高。
但是，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越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能力及开拓性也就在不知不觉
中逐渐弱化了。

　　以我的经验教训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经验教训，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一
个人，特别是担任领导的人，不宜在一个单位待得太久。在我们目前所处的体制中，
一个基层管理者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其一，尽责，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但
免不了得罪一小部分人或个别人因贪心、私念不能满足而导致的仇视。别小看这一
小部分人的能量，它有时会是支持、理解你的大多数人不可比拟的。大多数人往往
是沉默的、隐性的，他们的“爱”是平缓的；而一小部分人则是爆发的、显现的，
其“恨”是激烈的。其二，我们的事业是国家的，由于国家是抽象的、“缺位”的，
所以，就会借用“民主测评”这样的形式来解决一些问题。你平常关注的可能是事
业的发展以及实在的业绩，并没注意讨好决定你命运的人，且不说这时大多数中还
有具多面性的人，只说那极个别的，他们由于特别的恨而不惜采取特别剧烈的活动，
这种做法最终会比大多数人的倾向性更具有征服力。于是，测评就可能出现与实际
相反的一种结果——你死得很惨。而换一种做法试试，情况是否会好一点呢？也未
必。当你以取悦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时，可能会真的得罪了那些真正想干事业的人，
而且想干事的领导也会对此不满意，其结果是好日子也不得长久。所以，一般讲
“功德圆满”，往往是就一定时期来说的，没有长久的圆满。正是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就有了两难，干得好有问题，干得不好也有问题；干好是找死，干不好是等死。

　　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尚无法把握的现实，积极一点的态度该是在一个单位发展
还较为顺利、与大家相处也较好的时候，就该“激流勇退”。换个说法，也给自己
一种重新上路的机会和勇气。我的一个感觉，是我们这样一种人有一大劣势，走过
的地方或单位太少。多走几个单位，多一点不同的经历，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容易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看待它就像看待“自己的”一
样，容易感情用事，遇事也难免顾虑多，当然还免不了自觉不自觉地做些傻事。多
走走，你会遇到你想象不出的复杂局面，而这种“复杂局面”可能会成为激励你的
一种动力，使你获得新的经验，也会产生经受锻炼和考验的新的快感。

　　愿你能识得庐山真面目，也保持一种好心情。

　　看简志峰这样的一种分析，我知道，他的这番话是鞭辟入里的。前后想想，自
己一段时间来困在走与不走的矛盾中，说穿了，其实是没从根本上透彻地想明白其
中的许多问题。好像在顽强坚守着阵地，时时于不舍的情感及逃避的自我谴责中做
着意志力的较量，但是，正像他信中隐隐透出的意思，不识庐山真面目，眼睛已经
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

　　在简志峰推心置腹的说理中，我虽不能完全认同他“激流勇退”的结论式推断
就是“积极”，但他的分析毕竟让我看到了自身陷在愚钝无知中作茧自缚的狭隘。
简志峰说，“换个说法，也给自己一种重新上路的机会和勇气”，这话是很有道理
的，人该面对现实选择进退。

　　一天中，人受到多重震荡，感受是难以三言两语就说清的。想着自己的种种局
限，再考虑于困顿、含混的消耗战中，自己都做了什么，或者说还能做成什么时，
我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坚守都叫顽强。

　　不计力量悬殊对比的较量，何不是一种自大和盲目！看清自己的这种愚顽缺陷，
我终于做出一个决定，想着明天问候“重灾区”的郑鸣时，一定告诉他同意调京的
打算。

　　其实，走与不走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做出了这个决定，是想警示自己，无
论面对什么，都不能再步步为营下去。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人也该更豪迈一些，
像彤非、陈子凯那样能全力以赴。否则，早晚有一天会连自己那点起码的进取心都
磨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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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袖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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