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有骨气的朱安

    1947年前后，物价飞涨，每次母亲给朱安寄去的生活费，经过汇兑到她手里，
就要遭受贬值之苦，她总感生活拮据。但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
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我父亲的任何文稿字迹。

    同一个月，又有某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我亦婉谢”。她说，
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
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只有一次她破了例。1942年2 月1 日，她写信告诉母亲：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
书长郑彦芬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她开始仍“辞不敢收”，但这位
秘书长说出一番道理，把她懵住了。秘书长这样告诫：“长官赐不敢辞。别的可以
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

    送钱还有以这种命令方式硬送的，难怪将这位妇道人家降服了，不得不接受。
只是委员长此举至今仍令我费解：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
又假借“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大陆新村九号

    父母到上海定居，住过景云里、阿莫斯北川公寓以及临时避难的几处。这些我
丝毫没有记忆，而大陆新村的印象倒不少。看来幼儿要到三岁以后才有记忆力，至
少对我是这样的。

    这大陆新村，现在知道是当时大陆银行所建筑的，共有两条弄堂，我们住的是
第一条。南边的先造，称“青云小筑”。我家住的是九号。

    靠弄堂底还住有一家日本人，也就是许妈为我秘密存放饼干的地方。我家大门
原先是铁栅式，后来封上洋铁皮，因为有日本小孩常来欺负我，丢石块，喊叫“八
格耶罗”，还用洋泾浜的中国话骂我“猪猡”。有一天下午，父亲兴致很高，和母
亲一同来到天井。

    大门门楣上有一块水泥雨遮，离地面高约三米，这时架起了凳子，不记得是谁
爬上去的，只记得令人吃惊地摘下两只沉甸甸的南瓜，一只较大，直径约在尺半以
上，扁圆蜡黄满身皱纹，老结得很；另一只很小，还有点青，呈长圆形。

    我顾不上收藤拉秧这些活，第一次收获的喜悦冲上了心头，当时那高兴的劲头
恐怕远远超过了淘金者看到金矿一样。把它捧到客厅的桌子上以后，还独自端详了
很长时间。

    恰巧晚间内山完造先生来访，告别时，父亲从二楼送到楼下，在南瓜前面停住
步，用日语向内山先生介绍，说这是孩子种的瓜，今天上午刚刚摘下来的。内山先
生连连夸奖我，称赞瓜长得很大。父亲接着就说：“海婴是大方的，既然先生喜欢，
就送你一只吧！”说罢，就提起一只最大的南瓜送给内山先生。我一时没有准备，
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心想：只受了几句夸奖，却失了一个大南瓜，心里怪不是味儿，
但也只得装做爽快地答应了，心里却感到怅然若失。

    第二天中午饭前，内山夫人亲自端来一只盖碗，里边热腾腾地盛着异国香味的
煮南瓜，颜色微暗，是用酱油和糖两味调料闷烧的，不加盐和其他佐料。

    一尝，果然香甜酥软可口，连瓜皮都可以食下。至此我才心里舒畅不少，感到
这只大南瓜送给内山先生实在不可惜了。

    之后，母亲又将剩下的那只南瓜煮了绍兴风味的“面疙瘩”。吃完以后，心里
剩下的疙瘩也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从天井进门是客厅，中央一张大桌，可会客也可用餐。它可坐八人，父亲坐南
面北，它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八张椅子，均一色薄黑漆。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叔叔
婶婶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
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

    父亲是绍兴人，又在家乡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
记忆中没有见醉倒过。

    其实他量不大，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
继续，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我不记得父亲喝过白酒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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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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