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霞飞坊的小朋友

    住进霞飞坊后，除了周围邻居变了，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同学们很少来
我家串门。因为他们都住得不近。而我是贪玩热闹的，因此隔壁邻居的孩子就成了
我的玩伴。

    我们总是先有一个孩子在弄堂里高声一呼，大家便纷纷从各自的后门奔出来，
霎时间，这条弄堂就成了我们的乐园，而在我们看来，这条弄堂又长又宽，世界很
大，我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们玩得可真“疯”！先是玩溜冰鞋，那是四只小铁轮的，不敢穿双脚，单支
撑一条腿滑，那“哗哗”的响声就响彻整条弄堂。

    因此每当我们玩得兴高采烈的当口，有幢楼的二楼窗口就会伸出个男人的大脑
袋来干涉，特别是那二三户不晓得什么国籍的高鼻子洋人更要大声呵斥，他们说的
是令人发噱的洋泾浜中文：“去！去！哇啦、哇啦！……”还挥着手臂驱赶我们。

    不过我们不会气馁，禁止一种，我们又玩另一种游戏，反而吵声更大。那是利
用一只空罐头匣，放置地面的中间，分攻守两方，以谁踢得最远次数最多的为胜方。

    铁罐的优点是不像小皮球，会飞入人家院子而遭没收，它只会在地面打滚，每
踢一脚，便发出“当啷啷”地巨响，这在我们听来分外刺激悦耳。不过玩这种游戏
的时间，洋人已经被日本人强迫迁出租界了。

    住在周围的孩子们也玩本地的土游戏。如抽陀螺（也叫打勿杀）、打玻璃弹子、
刮香烟牌子、扯响铃（抖空竹）等等。而我们这一圈子的孩子玩的是骑自行车，谁
有车子，大家共享。学车的时候，由于我的“授”业，都习惯从车子的右侧上车。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车辆统统规定改变为右侧行驶，我们这批由我带出来的十几个
右侧骑士正好用上，感觉特别适应和方便。

    顽皮的孩子也出俊杰

    稍微长大之后，顽皮的事更多。那个时候的气枪用的是圆球形弹子，压力小，
射程短，往往麻雀被射中后，抖擞一下羽毛，又振翅腾空飞走了，令我们颇为气馁。

    有一次过年玩小鞭炮，便想到一招：把小鞭炮插在气枪口，点着后远远地射进
邻居的室内，“啪”地一响，一定挺吓人的。不过那时正过春节，是喜庆日子，
“被害者”也不肯张口骂孩子，出来客客气气讲几句道理便算了。

    这事的共谋者中除了我，还有索非先生的儿子———如今的中科院院士鞠躬教
授。他与我同岁。可见，顽皮的孩子并不都如我这般没出息，也有人中俊杰。我们
这批调皮蛋，经常要大小闯点祸，我感到这与那时家长的管教比较宽松有关，邻居
也碍于大人的情面，不肯轻易骂上门来。

    待我们年龄稍长之后，便文明一些了，开始玩一种宜于在弄堂里开展的运动—
——打羽毛球。它不会打破人家的玻璃窗，对行人也不构成威胁。我的体质又宜于
这种小球，因此到了十六七岁，我的球技已经算比较好了。

    也就在那时开始，我迷上了无线电，成天的在家里摆弄，还搞了个小“实验室”，
从此才“改弦易辙”不再是弄堂里的“皮大王”了。

    鞠躬教授呢，他从小喜欢听唱片，对古典音乐十分熟悉，讲起来真是如数家珍。

    顾均正的儿子比我大一岁，虽也喜欢听音乐，但他家里没有唱片，便从短波电
台上去收听。这时他和我一起学着摆弄无线电，也参加当时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协
会”。

    总之，我们这些调皮蛋都逐渐长大了，不再干那惹人嫌的游戏了。但是，我们
还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一道出去看电影。

    附近是国泰电影院，它上演的是首轮片子，票价贵，我们看不起。不过稍远几
百米，就有五家二轮片影院，巴黎、杜美、上海、金门、平安电影院，我们就成了
它的常客。看电影大家以看好莱坞片子为主，国产影片很少去光顾。不过，杜美路
上一座简陋的房屋里放映苏联电影，如“保卫斯大林格勒”等卫国战争片我们都看
过，感到十分鼓舞。

    多年后，我重返霞飞坊，想找回少时的感觉，不料早已荡然无存。只觉得这条
弄堂又短又狭，毫无“宽广世界”的印象。倒忆起了当年种种调皮事，不免汗颜，
也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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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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