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节节高升的房价(8)

　　陈纲先生日前在《中国青年报. 青年话题》（2005年8 月23日）撰文认为：
简单的“输血”是不够的，应该赋予环京津贫困带“造血”功能。最有效的办法
是京津冀市场的对接、产业的融合与转移。一种简单的思路是，除高精尖工业外，
京津其余工业应迅速向周边转移，至少产业链应该延伸到周边贫困带，探索京津
冀“双赢”或“多赢”的区域间协作发展机制。

　　这个思路，也许有助于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问题，但却必将以牺牲
其中下游也就是京津地区的环境为代价。事实上，“环京津贫困带”体现出的矛
盾，恰恰是环境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与百姓致富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一般的城市
区域协调发展的矛盾。

　　很显然，消除“环京津贫困带”不能以牺牲京津及其他地区的环境为代价，
京津地区的人口总数也远大于“环京津贫困带”的人口总数，即使在别无选择的
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牺牲环境来消除局部贫困。我们已经为了京津地区的环境
而牺牲了“环京津贫困带”，不能在同样的问题上再一次顾此失彼。

　　在这里，“环京津贫困带”为谁而贫、因何而贫的问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
为了生态保护而致贫、为了保护京津地区而致贫。当地对于生态保护的投入并因
此减少工农业畜牧业收入，但直接享受生态保护成果的，却是其“下风下水”的
京津地带。

　　类似的情形，想必非京津城市带所独有，只不过京津地区地处华北，其空气
和水源地生态更为脆弱，这方面的差异也更为突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今
后我们还将会不断遇到这方面的挑战。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寻找一种共赢的模式，既不影响环境保护，又不影响百
姓生存和致富。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亚洲开发银行这份《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参考了美国田纳西流域
和阿巴拉契亚地区，意大利的南方地区和西西里岛，日本的北海道地区，以及国
内广东、浙江、福建、山东、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经验，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
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设想。但这一设想可能与上述“西方经验”和国内的“东
部经验”有很大差距，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差距主要表现为：环京津地区的治贫
问题，是一个跨省的区域合作，而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机制并不健全，甚至很多
方面几乎无从操作；区域间的谈判协调能力也不对等，也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
完全由国家来承担，更不现实。

　　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政策性贫困”应该获得“政策性补偿”。对于
“环京津贫困带”的民众为了环境保护而做出的牺牲，政策决策者以及环保受益
方应该共同为此做出一定形式的补偿。在生态补偿机制缺乏、很多补偿内容无法
科学、合理量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城市群合作战略”，从两方面着手改
变现状：

　　通过省区之间、城市群之间的战略合作，在改变生态贫困带农业生产方式的
投入上给予补偿，在保证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脱贫致富相统一的
前提下，通过政策和区域补偿促进当地农牧渔业生产方式以及农民生活方式的转
变。

　　通过发展城市群促进生态移民。北京、天津等发达大城市，帮助和带动河北，
发展京津冀大城市圈，通过一定的政策和经济补偿机制，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生
态保护圈的居民适时迁出，适当减少生态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直至留在当地的
人们仅凭生态保护就能脱贫致富。有人认为，采取人性化的措施疏散京津地区的
人口，也是缓解区域生态环境紧张的一条出路。我认为此路不可行。且不论京津
地区人口是否能够天随人愿得到疏散，中国人口就这么多，疏了此处必然密了彼
处。在人口总量不变的静态环境下，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更
多的人进入城市。假设在农村平均一人要五亩地才能生活幸福，在城市也许平均
一亩地就能够富裕幸福！这样，相当于每从农村迁出一人，就腾出了四亩生态区。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