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人生如梦--总结我走过的路(8)

　　1998年-2002 年，这是我的生命与学术突围而出的新阶段。

　　它发生在两个背景下：首先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单一的经济改革，到九十年代
中后期，就逐渐显露出了其内在的矛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
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不均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两极分化，并引发了全社会
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分化。另一方面，是我自身的变化：
在终于取得了学院学术体制内的发言权的同时，内心的自责与孤独感却日见强化。
我在1997年一篇题为《我也想骂人》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担心与世隔绝的
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
象力，导致自我生命和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
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
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
知识的压迫者与其他压迫的合谋与附庸。我同时又为成了学术名人陷入传播媒体
的包围中，在与普通百姓和青年人的交往中，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而感到
悲哀。于是，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
的院墙，' 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
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 也在所不惜。" 特别是我发现整个知识界，特
别是我视为精神基地的北大，发生了" 失精神" 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
面危机，曾经被我自觉压抑的内在野性、民间性，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承担
意识，就爆发出来，并和学院体制发生激烈冲突。我终于决定要" 破门而出" ，
在对现实生活的参与中扩展思想和学术的发展的新空间，重新回到民间社会寻找
新的精神基地，形成上下的互动。在自我生命的历程上，这又是向" 文革" 后期
的民间思想者的更高层面上的回归。

　　在这前后，我做了三件事：一是借北大百周年校庆之机，和部分老师和学生
社团合作，组织与推动了以" 发扬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 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
动；二是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主编了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三是发表
《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右派反动言论汇集〉》一文，明确提出"
重新评价1957年反右运动，建立'1957 年学'"的倡议。这三件事都引起了社会的
强烈反响。这同时标示着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由单纯的学院学者，转而追求"
学者与精神界战士" 的结合。也就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因而
强化学术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时追求更接近自我本性的精神境界：" 独立自由意
志的高扬，批判精神的充分发挥，大爱大憎的结合。" 这自然也要付出代价。由
于触犯既得利益者，遭到了大范围的大批判，几乎被逐出北大；多年苦苦追求，
并且已经习惯了的单纯的学者生活的宁静被打破，陷入时代漩涡的中心，由此带
来的种种麻烦、干扰、混乱，尴尬与痛苦，都得独自承受。

　　这一时期的写作，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思想、学术随笔成了重要的文体。
《压在心上的坟》、《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等，都拥有了广大读者，影响超
出了学术界和教育界。

　　在学术上，又重新回到周氏兄弟的研究上，而且以鲁迅研究为主。代表作也
有三种：《话说周氏兄弟》、《走近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重归鲁迅，
显然是要从鲁迅这里寻找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我称之为" 讲鲁迅，接着鲁迅往
下讲" 。因此，研究的重心也有了变化：由八十年代突出" 独立的思想者、启蒙
者的鲁迅" ，强调鲁迅的个体创造；到九十年代突显" 精神界战士，真正的知识
阶级的鲁迅" ，强调鲁迅的现实关怀，底层关怀，社会、文明批判，都是折射了
时代社会思潮的变化的。学术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的有机结合，这也是我在学
术上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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