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林丰
我预备第二天回上海去,犹豫着要不要约林丰,他却打来了电话。
我涂了点口红,整理头发,我不想让人看到一个无精打采的梅方,然后换了
身出门衣服,去堂屋里等他。父亲很意外地没去茶馆里打牌,一个人坐在堂屋里
看报纸。他竟然戴着老花镜,满头白发,那寂然安宁的神情倒与祖父有几分神似。
他看到我说,你要出门么。我说是的。他说,让你大哥送你罢。我说不用,有人
来接。无语,隔了会儿,他从报纸里抬起头来自言自语一般,现在的世道,越来
越不太平。我听到他的叹息,似乎还有话要说的,但没接他的话,这时,林丰在
外面叫我。
林丰骑一辆与苏铭一模一样的摩托车,坐上去后,我无意间回头,发现父亲
站在院子里。
林丰带我去的地方,是梅城最大的一家KTV 歌厅,进了包厢,发现榻榻米上
坐着一对中年男女,以为走错了地方,我忙退出去。林丰在后面说,就是这里。
原来今晚的约会,并不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突然沮丧起来。
那一对男女同学,男的叫李云波,女的叫王丽,以前回梅城时,也常见面,
他们与林丰和苏铭比较要好,五年间变化真大,差点认不出来,李云波胖得有点
变了形,王丽也外形潦草,满脸主妇神情,他们是夫妻。我想表现出友人重逢的
热情,却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于是讷讷地微笑着,听他们东一句西一句闲扯,说
些某某同学当了机关领导,某某同学几时结婚生子,又某同学在某地定居之类的
话,名字都耳熟,只许多人不知到底是谁。他们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一贯以来,
给他们的印象,就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前面大宽屏电视里一直放着伴奏曲,没
有人点歌,也没人去唱,音乐兀自畅响着,说话声停下来,那空荡荡的静特别清
晰,连音乐都显得尴尬不安,直到提起苏铭,气氛才完全松懈下来。
他们说起一个叫陈志超的人,死于前天晚上,死因不明。警方验尸没有发现
伤口,但手臂上有静脉注射过的大量针眼,可能是毒品注射过量而死,从死者家
的小阁楼里还搜出了毒品。陈志超这个人,是梅城黑社会老大,在梅城相当有名,
人称黑皮哥,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人,也第一次知道梅城也有黑社会和毒品。
关于陈志超与苏铭的关系,他们含糊其辞,似乎都说不太清楚,从林丰口中,
听得出苏铭交友非常庞杂,并且很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然而,杀死苏铭的少年,
正是陈志超手下的小弟。
林丰告诉我苏铭的死,梅青也略谈及道听途说的苏铭的死,听的时候,觉得
是特别遥远的事,听李云波再次说出来,感觉与死亡接近了一点,却依然是远,
不可触及,但死亡的事实已经无法推翻。那天晚上,他与苏铭在一起喝酒,中途
有事,离开了两个小时,再回去,看到苏铭正站在外面通电话,乱糟糟一大帮人。
苏铭的样子不急不躁,悠闲散漫,他也没放在心上。那帮小孩站得不远,都躲躲
闪闪,一脸惶惶不安的神情。他仅仅低头点了一支烟,眼睛的余光瞥见有人影闪
过去,然后,他看到苏铭一脸困惑地发愣,旁边站着一名受到惊吓的少年。当时
的光线较暗,等他和旁人一样发现少年手中有刀的那一刻,同时看到血像水一样,
从苏铭捂着脖子的手指间涌出来。
他去抱住苏铭的时候,头昏脑胀,手脚都在发抖,苏铭倒比所有人都平静,
似乎并没有疼痛和任何不适,他第一次去抱时,他甚至推开了他,他给林丰打电
话的时候,以为伤势并不太严重。谁也没料到,那天晚上,竟是与苏铭最后的告
别。
林丰说,苏铭有个习惯,喜欢将手机夹在脖子上,边说话边抽烟。所以,当
他歪着头打电话时,那一刀刚好落在颈部的大动脉上,致命的一刀。如果那天晚
上他跟苏铭在一起,苏铭绝不会出事。
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认识那帮小孩,苏铭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在梅城,所以那
些新人都不知道苏铭。那一次是苏铭刚从上海回来几天,第二天要走的。
我安慰他,你不用自责,或许这就是注定的,纵然能躲过那一劫,也还有其
他劫数,人生无常。王丽在一旁附和说,那天晚上,苏铭不该给陈志超打电话,
那帮混混怕受到老大惩罚,才情急之下动手,据说苏铭当时也挺张狂,先打了人,
并说了“要黑皮哥怎样收拾他们,黑皮哥就会怎样”之类的狠话。
王丽说完望着李云波,但李云波表情木然,没理睬她,林丰也是一副漫不经
心的样子。她似乎是为了缓解难堪,转过头来问我,你知道白化病吗?
我说,知道一点点,一种皮肤病,好像是机体内缺少一种可转化为黑色素的
酶引起,得病的人,不仅全身皮肤,连毛发都是白色。
她说,苏铭有个妹妹,特别漂亮,一直被个台湾人包养着,已经很多年没回
来了,苏铭死后,也没看到她。不过——听说她好像就有这种病。
李云波这时瞪了她一眼,你知道些什么,没见过不要瞎说。
我瞎说了吗,我哪里瞎说了啊?王丽满腹委屈地小声嘀咕,脸色也变了。夫
妻俩拌了几句嘴,也许是有旁人在场,不好意思太吵,坐了一会儿,两人一前一
后兀自离开了,只留下我与林丰两人,说了点无关紧要的闲话,包厢里空气太沉
闷,也随后离开。
我早想到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必定要谈起苏铭,反思回味,怀着歉意或
者唏嘘,做出无数种毫无意义的假设,生命中,还有什么比死亡更重?又有什么
比死亡更轻?相比起我的同学们,只有我是无悲无痛,对死亡全无兴致,似乎过
于冷漠。苏铭的一生,生命与死亡,他都从未放在心上,死亡,对于生者是种打
击,对于死去的人,未必就是痛苦。面对死神的时候,苏铭或许带着微笑,不去
防备也不做挣扎,当灵魂渐渐摆脱躯体时,他甚至体验到了飞一般的幸福感。所
以,那些声音浩浩荡荡涌过来又涌过去,不能在我心里找到落脚处,连我这颗心
也变成别人的,与我始终隔着千里万里,浮在半空,包厢里除了我,似乎再无他
人,巨大而壮实的空虚包围着我,迷醉而恍惚,仿佛他们说着的苏铭,是没有生
命的肉体。
我不悲伤,死亡不过让我们身隔两地,我看不见他,我相信,他正在某个地
方注视我,像西方宗教里的上帝,他的注视无处不在,我们终有再见面的一天。
我不能将这些说出来,为了避免别人用那种复杂的眼光盯着我,像面对一个
侏儒或者玩弄巫术的人。从少年起,我便发现生活中,语言很难说清我要表达的
东西,辩解只会加剧误解,人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倒不如让世界活在自己想象
之中。
多年来,我把身边的人分成三种类型:一种人,不用说话,仅凭一个眼神就
能心灵相通;一种人,说得越多,离得越远;还有一种人,各说各的,互不干扰,
既不亲近也不疏远。第一种人是神话人物,世间少有,第二种人觉得活着真累,
第三种人像对着石头自说自话,反正无得无失,所以,我更愿意选择沉默。
成为一名普通编辑之后,有一天,我坐在主编室,向秃顶的中年主编陈述我
要离开杂志社的理由,十分钟之后,始终一言不发两手交叠在肚子上倾听着的主
编,习惯性地清了清喉咙,语气谨慎地说,那么你认为多少钱的薪水可以让你改
变想法,你可以很坦诚地说出来,我们再研究研究,原则上,杂志社希望能够尽
最大所能留住人才,你知道,培养一个优秀的编辑需要花费不少精力,而你完全
胜任现在的工作。我听出他的言下之意,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家杂志社收留了
我,在这之前,我对编辑工作一无所知。我的辞职与薪水毫无关系,真正的原因
在于我想离开那座城市,因为无法忍受那里潮湿而阴冷的冬天。可是我知道,我
说得再多,最终也无法让主编明白我的想法,所以,我像往常一样,很轻易就放
弃了解释,继续留在杂志社,在那座城市边缘等待着冬天来临。
我也不喜欢梅城的冬天,梅城冬天更加阴冷而潮湿,房子里的空气凝重,走
在街上,从头到脚,每一根头发丝和衣服纤维之间的缝隙里似乎塞满冰碴。梅城
冬天留在我记忆里的唯一印象便是冷,彻骨的寒冷,而此时的梅城,时而酷热,
一场连绵数日的大雨之后,又似乎跨进了深秋。我离开梅城,也许潜意识里,是
为了躲开那些无穷无尽的雨季和冬天!
我一直怀疑自己是一个存在语言障碍的人,苏铭的盒子里装载的过去,为我
的疑虑提供了充分证据,不仅存在语言障碍,若干年前,慢性抑郁症的病灶已经
顽强地在我身上潜伏下来。从前的年少无知,致使浑浑噩噩一梦三十年,直到此
时才大梦初醒,我终于明白一直以来,我是个病人,一个有严重心理缺陷的人。
可是,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才算正常人,有多少人不是像我一样的病人,又有
多少人每天不是生活在病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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