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四清”开始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但主要是在农村。
我们都到展览馆去听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报告会。后来，学校也要下去“四清”
了，我问毛主席我要不要参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继续去帮他学英语，我就向学校请
假。毛主席说我应当去参加“四清”运动。他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应当去经受
锻炼。他说他的英语课可以暂停，等我回来，他要我向他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
闻。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
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
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
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
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
吓人，似乎农村干部“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
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四清”回来，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静的校园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
复了。我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
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我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
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未能正式公演，因为领导担心这莎翁的巨作
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四清”回来后，我还见过几次毛主席。他问我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敢
对他说我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到了大约五六月份，毛主席对我
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
这时我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从那时起，我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主席。

    1965年到来时，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
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
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外国语学院搞“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五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
的“五·一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
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
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
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
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

    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二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
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
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
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我看到过成
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
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
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
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
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
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
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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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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