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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夏天，我拿到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士学位。我在毕业照上笑得
很灿烂，在分手宴上醉得很厉害。那天晚上校园里闹得很厉害，到处都是摔酒瓶子
和哭嚎的声音，到处都是人，都是诚挚的悲伤的脸。醉倒在楼下草坪上的小戴被女
生们涂了一脸的蛋糕和牙膏，手里拿着自己脱下的T 恤让每一个经过的人签名。隔
壁宿舍的人在簸箕里烧教材和笔记，浓烟滚滚。楼道里的顶灯也被找不到酒瓶子的
同学拆下来砸了，黑暗里只有皎洁的月光让一切都隐隐约约。隐隐约约中，我看到
宋国涛独自骑坐在走廊外的水泥栏杆上。我走过去，翻上栏杆，在他身边坐下，自
己点了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给他。从不抽烟的他犹豫了一下，接了过去。我给他点
上火，他小心地吸了一口，但还是立刻就被呛得咳嗽起来。我扶住他，脑海里回想
起了自己在黄浦江边第一次吸烟的模样。
我和宋国涛沉默地并排坐着，在若有若无的晚风中，俯瞰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校
园，吸掉了整整一包红双喜。整个晚上我们俩只说了一句话——他低着头，用鼻孔
徐徐地吐着烟，很突然地小声对我说：“不知道李臭脚现在怎么样了。”我看看他，
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仅仅是在自言自语。我只看
到当一片遮住月亮的乌云悄无声息地飘开时，他的脸颊上似乎有微弱的光点闪烁。
整个不眠的校园之夜就像一场梦，梦醒的时候，四年的青春就已经如烟散去了。
收拾好行李，离开之前，我走到楼后的草坪，掀开那块写着“禁止从窗口向外
乱丢东西及小便”的大牌子，看到下面的地面平整如新，蚯蚓挣扎着躲避阳光，已
经看不出曾被挖开的痕迹。我用手摸了一下那里，指尖感到湿润而且沁凉。或许所
有的一切最后都会这样消失吧，就像回到了最初，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行李箱里
的小白的遗书，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我，都一样。消失和永存，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蹲在原地，吸了一支烟，把大牌子重新盖好，转身离去。
走到学校门口，我坐到苗圃的围栏上，像初进大学时的那场文艺汇演散场之后
一样，堂而皇之地叼着烟，东张西望地在四散离去的人群中搜寻一个长发女生的身
影，但是一无所获。
直到进出校门的人流稀少如常时，我才拖着坐得酸麻的双腿，扛着行李上了一
辆在身旁等候已久的出租车。车开动的瞬间，我猛一抬头，竟在后视镜里看到了阿
米，我大喊了一声“停车”，扭回头去，呆呆地看了半天，才发现只是自己的错觉。
我恍惚地坐正身体，看到司机正恼火而不明所以地瞪着我，“出什么事了？”
“没事，走吧。”我说，把头向后靠到椅背上，闭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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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否愿意，我终于还是要面对穿西服打领带怀揣简历四处奔波的这一天。
西服和领带都是向严浩借的，穿在身上略大了一号，十分不舒服，从镜子里看起来
自己也实在是滑稽得可以。
世纪末的夏天炎热无比，走在大街上，衣服全部被汗水粘住身体，仿佛皮肤增
厚了好几层，而一走进写字楼，整个人又迅速地被强劲的中央空调风干凉透。几个
地方跑下来之后，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寒酸味让自己都感到窒息，唯一的好处就是
——只要我一走拥挤的电梯，里面的那些俊男靓女们大多都会主动退出，越是上档
次的写字楼越是如此。
彻日穿行在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的商业区和写字楼中，我发现上海真的已经变
了。世纪末的上海就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八十年代的台北，已经开始彻彻底底地新
陈代谢，初具国际商业大都市的雏形。只不过新的乐园只迎接新的冒险家，当年十
里洋场的老面孔们已经和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消失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
而不得不感慨的是就如阿米当初所言，在如今的上海，中文学得再好也不会有
什么前途。当我在不同的面试桌前，面对不同脸孔的人事人员时，能强烈地感觉到
彼此双方都犯难于一个只会用中文写小说的家伙究竟适合干什么工作，常常交谈不
了几句，气氛就陷入尴尬，惟有在对方催促或请求的复杂目光下识时务地自己起身
离去。
如此这般，很快我就适应了绝望。递简历面试的过程开始变得像上厕所一样麻
木，被拒绝时也能保持擦干净屁股拉下水箱开关的坦然。我不再在乎形象，热得实
在无法忍受时就干脆当街卷起西服的袖子，扯掉领带，解开衬衫纽扣，借用擦身而
过的不知名路人的话说——像个招摇过市的农民。不知道倘若我动手打他的话，此
人会不会以举报我没有暂住证相威胁。
最可气的一个插曲是某次我离开上海商城的某家公司，为了赶时间而在候车站
打出租车，远远的那个制服笔挺的服务员习惯性地替我打开了车门，而当我走近后，
他看清了我的面目穿着，居然随手又关上了车门，傲然地踱向一边。对此，除了
“狗眼看人低”的老话我真的想不出更恰如其分的赞美。
我的求职活动一直持续到某天下午我无意中遇到见阿米。当时我刚被一家公司
拒绝，正低头匆匆走过写字楼外的露天停车场，突然听见有人叫我，一扭头看见此
人就在不远处的一个停车位朝我招手。她一副清爽打扮，长发用一块绸绢扎成了马
尾，穿一条磨砂蓝的牛仔裤和白T 恤，身边停着一辆红色的三菱 Lancer ——不用
说我也知道又是她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非要送我一程不
可，实在拗不过她，我只好坐上车，随口说了一个拐几个弯就到的地方。“你买人
寿保险了没有？”发动汽车时她朝我顽皮地吐了一下舌头，笑眯眯地说，“我刚拿
到车本，完全不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给我陪葬了只能算你倒霉哦。”我差点脱口
而出——“那样最好。”
“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
“嘻嘻，上午被我爸逼着去相亲了，是个留学生，一说话脸就红，脸一红就喝
水，可怕的是——吃了两个多小时饭，直到出门，分手，他居然一次都没去洗手间，
真是好玩死了。”阿米一边神色紧张地打着方向盘，一边忍俊不禁地说。
“海龟好，嘴尖皮厚下盘稳。”
“你吃醋了吧。”她头都不扭地断然指出。
我没有回答，扭头避开后视镜。
“是不是工作找得不太顺利？”阿米表情恢复正常，声音很轻地问。
“没有。”
“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就——”
“谢谢，不用。”
下车之后我和她挥手告别，目送车子远去，伸手拦下了随后而至的一辆出租车。
在出租车上我决定再也不穿成这副傻鸟德行出来找工。
八月底，在母亲的一个身份为军区高干子弟的朋友的帮助下，我的工作总算有
了着落，暑假结束后到一家大型国企在上海的分公司报到，做科室文员。月薪2000
元，和过去严浩开给我的工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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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我闲得无聊，又不想再像高中时一样因为无聊而陷入危险的情绪，就
整天从家门口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一盘接一盘地借录像带回来看。我每天除了睡觉
和去严浩的酒吧帮忙，就是坐在电视机前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按下“播放”、“快进”、
“结束（弹出）”。我对于各类如阿米所说的——“生生死死从眼前飘过去的不关
自己事的”——别人的剧情严重缺乏耐心，许多天下来能够安安稳稳从头看到尾的
影片加起来不到两位数。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部《离开拉斯韦加斯（Leaving Las
Vegas ）》。这部电影看得我难过至极，因为它终于让我明白了自己许多年前所幻
想的那个与世隔绝的旅馆，其实并非如歌中所唱的在加州，而是在拉斯维加斯；它
不是让我幸福安宁的所在，而是注定孤独死去的地方。我也终于了解了那句歌词—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结账，但你永远不能离开”——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从这盒
录像带的包装盒上的介绍中看到，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8届奥斯卡的多项提名和大奖，
而它的编剧却在写完剧本的当天就已吞枪自杀。
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没有像当初看《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时那样反复倒
带，而是毫不迟疑地将它立即还给了出租店。老板为此只收了我一半的日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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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严浩发生变化的真相——毒品。不是大麻，
吗啡，而是真正的毒品——海洛因。他经常会突然从吧台消失，其实就是躲到没人
的地方去吸食海洛因。而之所以能被我发现，是因为那一次他瘾来得太急迫，就近
躲进了洗手间却忘了插上单间的门。
震惊之余，我几乎完全不用考虑就想到了向严浩提供毒品的人是谁。我近乎疯
狂地冲进衡山路上灯迷影乱的迪吧，从晃动的女人大腿间把穿得依旧骚包醒目的小
伟哥揪到卫生间外的过道里，不由分说地开始殴打他。这个资深道友毫无还手之力，
被我打得满嘴是血，瘫软在地。而我一直打到胳膊和腿脚都麻木肿胀得失去了感觉，
手指也根本无法再握起来，不得不停手，和他相对无言地一起大声喘息。
在我用脱下来的衬衣擦手上的血和眼前的汗的时候，他两眼无神地歪着头，口
齿不清的问我：“小雨，你打我，是不是因为知道了严浩的事？”
“你说呢。”我冷冷地回答。感到口中有咸味，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看到挂
在空中的血丝，这才发现嘴唇已经被自己无意中咬破。
“都是他逼我给的，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愤怒又在血管里勃张起来，我抬腿想踢他，自己却一
个踉跄差点栽倒。
“你接着动手打我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说。”
“你知不知道——”他艰难地侧了一下身子，也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但没有
落到地上，而是很无力地沾在了他的领口。
“快说。”
他微微抬起头，看着我：“你知不知道，他第一次找我要毒品是什么时候？”
他的表情很古怪，让我感到隐隐的不祥预感。我没有回答，皱着眉头摇摇头。
“就是——就是赵志鹏被枪毙的那天下午。”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爆破了。
“你不知道，是吗？”他干咳两声，脸上浮现因疼痛而扭曲的笑容，“从小严
浩就把你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对你比对我们这些做牛做马的小弟都要好。现在，
不管怎么说，我至少能够帮助他暂时忘掉痛苦，可是你呢，你又为他做了什么？”
他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把极薄而没有血槽的刀子猛地扎进我的胸口，极其犀利的
疼痛但一滴血都无法流出。我怔怔地看着他，肿胀的手脚渐渐变得冰凉。最后，我
慢慢地在这个看起来像一堆五颜六色的狗屎般滑稽的人体前蹲下，伸手去擦他嘴角
的血，但是擦掉一些立即又流出更多。他呆呆地朝我笑着，看不出是冷笑还是傻笑，
眼睛一眨不眨，却定定地深刺进我的眼睛里。
“你自己擦吧。”我说，掰开他蜷曲的手指，把衬衣塞到他手里，起身离去。
站起来的一刹那，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在自己眼前天旋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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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哥说得没错。事实证明即使是我这个所谓严浩最好的朋友都无法劝说严浩
戒毒。我想只有一个人能够，那个人就是严浩的兄弟——赵志鹏。我不知道他在哪
里，我找不到他。
暑假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上班。工作十分无聊，给领导拎包，倒茶，参加各种
名目的会议包括旁听党组织生活会，起草各种文件包括总公司的各种精神文明征文
——当然署的也是领导的名字。其他的时间就是打牌，发呆，看报纸，以及时不时
地打个电话给严浩确认他是否安然无恙。
严浩的毒瘾越来越大，某次正在开车时突然发作，差点把车开进路边的超市里。
为了防止他发生意外，我干脆收拾了一些换洗衣服搬到他那里住。
如今的他，比刚与我重逢时瘦了很多，所幸的是其个人卫生观念根深蒂固，所
以只要毒品不断档看起来就还算正常。
不可思议的是，毒品竟把他过去从未显现的艺术气质全部诱发了出来，他对诗
歌与音乐的感受力和欣赏标准与日俱进，甚至终于扔掉了一切有人声的玩艺开始把
玩纯音乐作品。更让我惊讶的是在经历一番苛刻的品尝挑剔之后，他最终选定的目
标竟然是我外公最爱的巴赫，他常常在吸过毒之后，像僧人入定一样闭着眼睛坐在
音响室中央，反反复复地听上几个小时。他告诉我，巴赫除了是杰出的音乐家外还
是牛逼的数学家，作曲时要用到严谨复杂的数学计算。我对他说：严浩你戒毒吧戒
毒吧，他对我说：你听你听，这每个音符里都埋藏着宿命的公式。
有时我真的觉得他的脑子已经不太正常了。但是我无能无力，对他无能为力，
对自己无能为力，对生活无能为力。我常常想到严浩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人是
一种多么渺小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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