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枪毙（1 ）

    枪毙

    20世纪的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
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
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
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
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风风火火，时
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20世纪70年代之初，社会上的
“文攻武斗”，都已风来秋至，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
着革命，一边本能地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
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
野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
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
进了红薯秧的垄沟。起身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
这革命从何而来，又到何而去。于是间，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
“你奶奶的，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
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年代中无论何样岁月，中国
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和革命有过密切联系的人。但乡村，
解放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
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角色的根本变化，只是社会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
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
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
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
说不清哪个是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日出劳作、
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
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心愿。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
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自哪里，但相信，他们一定来自城市——洛阳或者
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确是来自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
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自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为他们
收整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
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
的物质匮乏，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
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和权
力。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地有着。于是，他们给
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
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轰赶
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蹿进庄稼地的猪羊。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
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
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
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
晚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
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
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打扫一遍。于是，
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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