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制定国家“婚恋战略”推进中国“兴家大业”(4)

　　多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中国人口红利”，而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
正在不断消失。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的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
百分点，人均GDP 增加0.115 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 增长率中有27% 的贡献来
自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既然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失的时候。
2004年前后，距“民工潮”兴起不过15年左右，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用工形势迅
速转变，“民工潮”变成“民工荒”，并且同样迅速地向内地扩展，各地近年都
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蔡昉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约1%，到2015
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
将不再下降。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行政成本却在不断攀升。行政
成本是衡量政府行政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指政府组织进行经济社会事务管理、
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综合。

　　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占财政总支
出的比重由4.71% 上升到19.3% ，并且近年来以平均每年23% 的速度增长。而日
本和欧洲国家基本都在2%～4%，印度只有6.3%（2000年），俄罗斯只有7.6%（2000
年），就连拉丁美洲的国家阿根廷和巴西，也分别只有9.13% （2000年）、14.16%
（1998年）（资料来源：易富贤著《大国空巢》）。从公务员与GDP 的比例指标
来看，中国是39人/ 百万美元，大大高于美国2.31人/ 百万美元，说明中国的行
政成本相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实在过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是600 ∶1 ，现在是26
∶1 。除去老弱病残等非劳动力人口，差不多是10个劳动人口养一个公务员。中
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例实际上是18∶1 。

　　人口专家易富贤曾经对比中国公务员与美国州长的工资，说明按人均GDP 计
算，中国公务员现在的工资不比美国低，而且中国公务员的实际待遇远不是一份
“工资”能够说明的。中国公务员除名义工资外，普遍享受住房补贴、交通通讯
补贴、医疗保险、退休保障等。由于公务员待遇好、收入稳定，导致大学生、研
究生一窝蜂报考公务员。

　　加大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多么迫切

　　中国的计划生育时代，是一个人口急遽减少而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又是一
个婚恋成本越来越高、青年人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决定不再生育下一代，要做“断代”的一代——丁克一代。大量家庭决定“不生”，
反映了“民生”的艰难。解决“不生”的问题，必须在解决“民生”上下工夫，
必须加大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

　　数据显示，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 的12% ，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
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志宁的估算，只占GDP 的1/4 ，靠这1/4 的GDP ，
养活中国99% 的民众，“养孩难”的问题当然就突出了。

　　《中国青年报》2006年7 月5 日报道：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国在基
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 的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
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 方面所占的比例又是世界第一。民生投入比例过低，加
剧两极分化，使更多的人无力成家、无力养育，使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名存实亡：
一夫找不到一妻，贫穷之夫买妻买不起，有妻养不起；富裕之夫，何止一妻！

　　女人跟着财富走，这不是女人觉悟低，也不是男人思想坏，而是分配机制不
合理。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在45% 以上。中国维持贫困阶层生
命线的“低保”，在2004年度，由中央财政负担105 亿元，由地方财政支出173
亿元，还不到公款吃喝费用的1/10。（易富贤：《大国空巢》）扩大的贫富差距，
巨大的生存压力，是导致和加剧“婚恋危机”的基础因素。《中国青年报》2006
年3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 的民众感到他们的生活负担比10年以前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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