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在黄埔军校(1)

　　到广东革命去

　　1925年12月14日，我翻过龙泉驿山岭，天正下着小雪，把大地粉刷得洁白无
尘。却没想到，这便是我脱离纯洁的学生生活，走向社会的开端。我的堂兄郭汝
栋这时已升任师长，驻防荣昌，准备派遣几个学生到广东黄埔军官学校去。就建
议我前往广东。那时，军人在社会中印象极坏，很令人瞧不起，母亲十分不放心
让我前去；父亲犹豫不决，认为最好是能想法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学医。所以来信
要我到荣昌，准备随同郭汝栋所送学生一道去上海。我离开荣昌时，父亲拿出三
百元钱对我说：“汝瑰，你到上海后自己选择，愿当兵就去广东，愿在同济大学
读书就留在上海，进同济大学读预科。一路上自己保重。”就这样我离开了父母
和家乡，前往上海，这时我刚满18岁。

　　这年春节后，我从荣昌出发来到重庆，搭上了去宜昌的客轮。我们一行九人，
除了我，还有郭汝栋派往广东学习的六个军官：傅秉勋、袁镜铭、左世琳、唐柏
森、刘子钧、李阶平。我们七人由一名叫李能久的顾问和钟方丞副官长护送。

　　我们到达汉口后不久，护送我们的顾问李能久突然主张除把我送去上海外，
其余的人送到张作霖的东北讲武堂去。原因是，李能久在汉口碰见故友刘世英，
刘是吴佩孚的政客，正为吴佩孚“组阁”而四处奔走，李见有入阁当小政客的机
会，遂决定不去广东，而依附于吴佩孚。对于李能久的主意，钟方丞和其余几个
军官坚决反对。我们私下商量后，就抛掉李能久，由钟方丞护送我们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是考入同济大学读书，还是前往广东？就到了最后决定关头，我
绕室徬徨，一直决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前去同济大学，找该校学生，原联合中学
的同学陈廷栋，请教于他我该怎样决定为好。

　　“你既打算考同济大学，那你打算学什么呢？”他问。

　　我说：“我正拿不定主意，家父想叫我学医，认为医生是自由职业者，一辈
子自由自在，不愁温饱；我自己却想学工，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我堂兄汝栋却
要我到广东去进黄埔军校，三条道路正犹豫未决。”

　　听了我的情况，陈廷栋扶扶眼镜，沉思良久，慢慢地说：

　　“汝瑰兄！你若愿学医，那就留在上海，如果想学工，那就问你，你家办不
办得起工厂？如果办不起，国家工厂又少得可怜，毕业就是失业，学了又有何用？”
他激昂地继续说：

　　“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理工，搞什么科学救国，统统是假的。汝瑰兄，
我看你如果学理工，不如干脆到广东去革命的好！”

　　他的话使我大伤脑筋，学医吗？非我所愿。学工吗？也前途渺茫。记得父亲
临别时告诫我说：家里虽存有一千元，但中法银行倒闭了，存款全部付诸东流。
这样，我读大学都很难保证，哪里办得起工厂？看来此路不通。恰好同行的几个
军官正巴不得我同去广东，便千方百计怂恿我。而袁镜铭一句话开了我的窍，他
说：

　　“你不是常说要走在时代前头吗？既知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都不行，为什
么不参加革命，使政治上轨道呢？明摆起的一条路，还犹豫什么？”

　　我于是在“使政治上轨道”的理想支配下，又同他们一行在上海搭乘日本轮
船“庐山丸”前往广州。

　　二、在黄埔军校

　　到黄埔去

　　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协助下，改组了国民
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
官学校。这使国民党气象为之焕然一新，全国革命形势也为之大振，一时间“到
黄埔去”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响亮口号。奔赴黄埔，犹如一股洪流，什么力
量也抑制不住它。我和“庐山丸”上的百把个青年就是流入这滔滔洪流中的涓涓
细流。

　　1926年3 月“庐山丸”一到广州，我们立刻感到这里到处洋溢着强烈的革命
气氛。当时广州正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街上到处张贴和悬挂着“打倒帝
国主义”、“支援省港罢工”等红红绿绿的醒目标语。广州革命气势的磅礴、革
命热情的高涨，使每一个踏上这块革命策源地的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振
奋。

　　我们在广州，先住进一家小旅馆——蓬莱旅馆，将郭汝栋的保送公文报送后，
就专心等待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一个月后正式入学。

　　黄埔军校当时正式的校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按规定入校学员须先当六个
月入伍生，入伍期满，再参加考试，升学为学生，每期学习八个月毕业。

　　当时，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为郭大荣；第二团
团长为陈复。我被分配到入伍生部第二团第三营第十一连，驻广州白云山瘦狗岭
下的沙河。从广州到沙河，要经过黄花岗。我第一次经过那里时，不由肃然起敬，
缅怀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默念着“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净中华魂”的诗
句，内心无比感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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