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2)

　　研究院也由史太秋教空军战术。今天回忆起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叙述
之处。但有一事记忆犹新。一次，我们研究员乘马搞现地战术，见道旁伐倒一株
大树，任其日晒雨淋。史太秋就喟然长叹说：“你们中国如此破坏自然，浪费木
材，说明你们生产不发达，而又浪费资源。在德国，这种现象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这本不属于军事范围的事，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不免乱伐树木。我
深有感慨，所以赘述于此。

　　研究院还有一名教永久筑城的白俄教官斯达维斯基，曾在法国某军事学院担
任过教官。所讲内容过于陈旧。讲日俄战史的多马舍夫斯基，当时却颇受研究员
欢迎。他站在沙俄立场，所讲与黄家濂据日本战史讲的大异其趣。他经常用“战
胜者毋庸批评”一话来原谅俄军的错误，轻视某些日军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他没
能以“古为今用”的精神探讨战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但他以“沙窝伊大将之骡，
随大将身经数十战，但于军事思想无补”来讽刺那些经过实践，却不去总结经验
教训，取得教益的人，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这对学习战史，只讲史实，赞赏古
代名将的一些决策而不寻求战争规律发展的人，也是辛辣的讽刺。解放后苏联专
家韩切夫斯基在军事学院印发了一份军事发展史的图表解教材，但是言必称希腊
罗马。我们中国三千年军事发展过程，至今还不曾看见系统研究的著作。太遗憾
了！我希望能早日看见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军事史！

　　我没等到研究院毕业，就被推上了教学第一线，叫我担任战史教官。因十四
期的欧洲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被学员赶下了台，要我在紧急情况下
“伍间增加”。我在陆大学了三年德文，而陆大战史材料多为德文本，我想借此
机会增进德文水平，而且认为教战术就是那一套原则，倒来倒去还是那一桶水，
搞到一定水平，再搞也难进步，不如在战史宝库中苦心钻研，还可获较多教益，
因此，欣然前往任教。

　　我认为古稀（我任教官时他已回国）教欧洲战史，在战略决策得失探讨和学
术观点批判上，还是讲得不错的，为什么不受学员欢迎呢？原因在于唱“折子戏”，
讲个别会战史，而未对整个战争经过、总的教训得失作出结论，东鳞西爪，贯穿
不起来。而且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不熟，外国人名地名难记，他采取注入式的教学
方法，所以不能引导学员深入理解。因此，我糅合一本德文小册子《第一次大战
经过》及张亮清在日本陆大学习时的《欧洲战史教材》。从老毛奇及史蒂芬国防
计划一直讲到国境会战，小毛奇修改作战计划以及以后历次会战发生经过得失，
介绍一个轮廓，然后，分别选择有战略价值的会战，详细讲授。把一些战争关键
的经过情况，写成想定形式，令学员作业，然后，发表当时双方决策部署，再令
学员批评得失。这样的教授方法逼迫学员深入了解情况，熟读地图，研究经验教
训，教授法似稍有改进。但决策得失，经验教训，还是剽窃书本，人云亦云，并
无创见。而且，我原计划的一整套，未写完就走了。

　　陆大在蒋军建军和作战中的作用

　　国民党建军并不始于黄埔。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已有军队，如第二军谭延
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
稍后的第八军唐生智。虽然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发展起来的第一军是骨干，各军都
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的建议，设了党代表，但军队是由士官生、保
定生、云南讲武堂学生按日本一套编制装备训练起来的，战术总是抄袭日本。以
后德国顾问谢克特、法根豪生等来中国，参加中央军校及陆大教育，成立教导第
一、第二、第三师（即以后的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十四师），教导总队，
炮兵第二旅等。于是部分军队又采用德国装备，并按德国顾问建议，编制训练，
战术也抄袭德国。中枢军事机构及大部分军队，都还是日本陆大学员、士官学生、
保定学生等为骨干。

　　人事制度以及兵役制全都是抄袭日本的。陆大的战术思想、参谋业务也多未
为军师长所接受，一直到全军溃灭时为止，作战指挥还是老一套。所有这一切都
说明陆大对蒋军建军影响不大。

　　不过，陆大学员个人在战场上仍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陆大八、九、特三期
学员参加蒋军嫡系部队的不很多。十期学员毕业后，则多在蒋军中服役（在杂牌
部队的少于嫡系部队）。开初，一般多担任军、师参谋长、参谋处长、作战科长
及军事委员会的处、科长、参谋等职务。只有何宣、黎行恕、甘丽初、李及兰、
何绍周、官慧民等少数人，任军、师、旅、团长。抗战前，在唐生智、张治中的
准备对日作战秘密机构服务的陆大学员，对袭击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构筑
淞沪、吴福、锡澄、沧石等防线既设阵地，多负计划指导责任。“七七”、“八
一三”以后，布满蒋军军委，战区，集团军各军师的陆大九期、十期、及十一期
特别班一、二期学员，在战场上颇发挥作用：第一，他们所学的搜集情报，判断
情况，调制情况图，现地侦察、在图上定下决心，进行指挥这一套参谋业务（这
以前，蒋军搞这一套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使各级指挥员作战指挥，心中有数
得多。这不特对抗日作战有一定贡献，也因此而取得各军师的信任。第二，抗战
初期，陆大毕业学员不多，无形中有个学派，电话上一呼“学长”，就分外亲热，
上下左右，联系情况、交换意见，特别灵通。这样的联络工作，是一般军、师长
所办不到的。因此，得到他们特别倚重。如我初到十四师任参谋长时，我的师长
（以后任军长）霍揆彰并不倚重我，及到淞沪作战，我可以亲去第一线营连为他
视察情况，建议决心处置，并在图上研究各项预案的利害，我俩人经常共铺一张
图在桌案上，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应该如何处置，待到友邻下级电话一来，他
便可立即处理，我接电话时，用红蓝铅笔在图上指预定方案，他一点头，我便可
负责处置。于是，他常说：“你们陆大这一套，我以前全不懂。有这样一套进行
指挥，方便而有把握多了。”我在战场上可以经常与上级友邻甚至遥远的友军联
系。淞沪大溃退时，我们五十四军未得命令，不敢退却。我与六十六军叶肇的参
谋处长同期同学郭永镳通话，抄下命令，了解我们五十四军十四师撤退时机、路
线、到达位置等，最后才撤退。虽在安亭车站被日寇截断退路，全师仍绕道而还。
从此以后，霍揆彰总劝各军、师长非用陆大学员作参谋长不可，不然联络不广，
情况不明，打仗无把握。另外，部分任师、旅、团长的陆大学员，尚能顽强战斗，
也使人不再议论陆大学员“开口兴登堡，闭口坦能堡”只会纸上谈兵了。所以，
第十期学员，在各处都立住了脚，也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一些贡献。抗日战争中、
后期，许多十期同学便任军师长和战区，集团军、军参谋长，这对作战指挥和改
建军队都发挥了一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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