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崭露头角狰狞(2)

　　且看他为汪所作的辩护：

　　汪先生艳电建议，完全根据去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原则，尽人
皆知。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以来，未尝拒绝和平之路，前后有九国公约会议，德国
大使及英国大使之奔走调停，皆蒋先生身亲其事，根据报载我驻美大使的演辞，
则当英国大使于广州及武汉失陷后会见蒋先生时，国民政府且曾托其转询日方条
件。是则在政策上初无分歧；所分歧者，仅在形势之估计及条件之解释。此种分
歧，在于和平时机的选择，而不在于和平本身的肯定或否定，亦即仅为技术上的
问题，而非原则上的问题。关于技术上的争执，尽应以民主精神提付讨论，言之
者无罪。[2]

　　汪的出逃海外，发表" 艳电" 响应，责不在汪，乃是国民党缺乏民主所致：

　　民主集权为中华民国立国之基本精神，民主贵乎言论自由，方其未战，言战
者即为有罪，方其未和，言和者又为有罪，此皆病态，足以损害国家前途。若谓
汪先生" 擅离职守" ，此种指摘实应由指摘者承受。何以汪先生不得不离开重庆，
何以须至别处始能发表建议，是皆历次以来阻遏言路，非法禁制之事迹实有以造
成之。指摘者不自思其故，而以之归咎于汪先生，民主政治之谓何？[3]

　　坚决反共，是汪精卫出逃、与重庆国民党分手的又一主要理由，这也是汪伪
集团与日方谈判、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条件之一，胡兰成揣摩汪的意思，在这一
点上把握得很准。他在为汪辩护的同时，诬指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战为欺骗国民
党的骗局，中国共产党是秉承第三国际意旨，借抗战之机，要挟和逼迫国民党：

　　我们今日的任务就是要从日本的爪下救出中国，也要从第三国际的爪下救出
中国，我们反对日本挟持中国，同样反对第三国际挟持中国。因第三国际的挟持
而诬陷汪先生。而使中国成为第三国际的赤色傀儡，这是自觉的中国人民，不愿
做任何人的傀儡的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4]

　　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战争，但也牵涉并受制于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几大强国
力量的影响，涉及广泛的国际关系。1939年年初，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只有半年时间，各国之间的分离与结盟、调停与争斗时断时续，政治、军事和外
交手段交相为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国际关系国际形势的把握和分析，是胡
兰成颇为自得自满的，前已说过，在当时香港报刊杂志上，他只看重一位" 乔木
" 的文章，其他人包括他身边那一批整日研究国际问题的" 蔚蓝书店" 同事，都
不在他眼里，可他此时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研究，却有一个前定的不经论证即自明
的最终结论，那就是汪精卫降日求和的" 和平运动" ：

　　这次中日战争有几个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国胜日本败，其二是日本胜中国
败，其三是中国败日本未必胜，其四是日本败中国未必胜。而无论如何，其结局
总之是" 和" 。因为这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势力的较量，而是牵涉到国际诸势
力的错综运动的。从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英美德意等国并不是加入中国这一边或
者加入日本那一边，他们始终是第三者，虽然这一群第三者自身包含着几种正反
的因素，对于中日战争所取观点，不但英美与德意有其分歧，即英与美，德与意
亦有其分歧；然而他们统统是第三者，第三者所关心的不是中日的或胜或败，而
是各以一己的利害为前提来考虑中日战局，使之适合分量的。他们不希望一方面
大获全胜，因为不管哪一方面大获全胜，第三者都生怕失去他们举足轻重的地位，
使得他们不容易在这上头打主意。所以，他们总是愿意即使一方败，别方未必胜，
以为从中支配均势的余地。由于这种主观上的算盘，再加上客观种种的顾忌和牵
制，他们不但不利于让日本大获全胜，而且援助中国，使之大获全胜，事实上也
有所不能。[5]

　　你可以说这是分析，也可以说只是注解，他这是在具体地引申阐说汪精卫对
国际情势的看法："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
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
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
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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