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3)
袁与徐的感情,只不过是文人之间意气相投因敬而爱(柏拉图式)的情感而
已。
而那时袁昌英已与杨端六订婚了,这纯属一种虚妄的猜测。
骆家山坳一土斗转星移。
“三杰”中的凌叔华40年代中期离开珞珈山,随丈夫陈源出使国外;苏雪林
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随大流流寓台湾。
唯袁昌英坚守武大。
若论历史问题,袁昌英要比另两位复杂得多,她不仅出身于一官绅之家,1948
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
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一直任武大法学院院长、教务长。
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帽子。
他当官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元老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
石讲学,因而受到蒋的器重。
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之职,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
蒋不允。
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
假期去南京兼职。
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
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
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
执委。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
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
英文……杨端六一边在武大执教,一边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
1956年又加入“民革”。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
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
查对象。
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
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处管制
两年。
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
劳动。
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袁昌英有一儿一女。
长女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
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
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
烙进年轻人的意识。
杨弘远终于作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以示决裂。
两年后袁昌英摘帽了,杨端六的专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了,在姐姐杨静远的劝说下,杨弘远搬回与父母同住。
然而,天伦之乐是那样短暂,随着1966年“文革”的开始、杨端六的去世,
杨弘远再次与母亲划清界限,而且彻底地决裂了。
社会、时代的悲剧,酿成了家庭的悲剧。
责任当不在个人,但实在令人痛心。
杨端六是幸运者,1966年9 月5 日病逝,逃过了“文革”之劫。
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
这位人们“视界外的大师”真正地销声匿迹了。
是时,袁昌英已72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里,
孤灯冷灶。
女儿在外地,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的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
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
度日如年。
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
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书写的字句,硬逼她承认
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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