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往事再回首(2)

　　坐落于北京城中心地带，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京大学，由于校长蒋梦麟、
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名流均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落到了北大秘书长
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身上。随着北平沦陷，日军进城，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
“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纷纷“下水”，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
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面对危局，郑天挺顾不得夫人新丧，子女年幼的悲痛与
托累，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中来。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
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尔后想方设法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
全撤离。对此，郑天挺回忆说：“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下步
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时应付。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当时教职
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当时我仍每天到校办
公，解决职工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未走教授如孟森、汤用彤、罗
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
并表示全力协助我共同支撑、维持学校局面。当时大家也常为我的安全忧虑。”
[9]

　　撤离北平十几年后的1948年，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对郑天挺的倾心竭力仍
念念不忘：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定应变，共维残局，“但是自从
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逐渐涣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南按：樊际昌，
时为北大教务长）就避入了德国医院。上午十时我到第二院巡视只碰见了郑毅生
（南按：郑天挺）、章矛尘（廷谦）、梁实秋和潘光旦。十一时到第一院，听说
卢吉忱曾经来过一会儿，后来连工友的影儿都不见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试行通
车，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二天河边率日军入城，分驻天坛，
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动。八月九日毅生、树人、公超、端升和
我在欧美同学会晤谈，一部分同仁便主张早离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树人、
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
只箱子。同仁既然纷纷南下，北大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毅生一人的肩头。”而
“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
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仁的立场说话。过了两
天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中俄画界地图并且请孟心史（南按：孟森）先生给他们解
释，这时的情势已经越逼越紧了。”[10]

　　关于罗常培所说日人强行索地图事，北大教授钱穆在他的回忆中就具体细节
有过这样的补充：“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
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
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仁陆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
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已不起。”[11]

　　北大同仁南撤后，一代史学大师孟森于1938年去世，身后没有像样的财产传
给亲属，只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名著供后世学人追思纪念。当年他发现的
那张旧地图为日本人掠去“收藏研究”，从此再也没有面世。

　　9 月3 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于门口挂上了各分队、
小队的日文牌号。在如此严峻纷乱的局势中，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与
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
北大二院门口，郑天挺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于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
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作了最后告别。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邱椿、赵乃抟、周
作人（南按：经济系，非鲁迅之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
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转道南下长沙。正如罗常培所说：“北平沦陷后的北大
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12]

　　就在北平沦陷的7 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北京城西北郊树木参天、荷花飘香
的清华园进行骚扰。随即又数次以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
用卡车装运出校园。因梅贻琦在南京未归，局势越来越恶化，代理校务的叶企孙
与陈岱孙等几位教授会商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其家属撤退，同时决定由校秘书
处事务科长毕正宣与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
大学保管委员会”，以保护校园与校产。骄狂的日军见此情形，索性派遣牟田口
等部队侵入学校公开搜查，强占部分校舍，劫掠校产，直至把“校产保管委员会”
人员驱逐出校。自此，“清华园内，遂不复有我人之足迹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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